材料   西周的基本社会单位是亲缘与类亲缘的族，而不是地缘的“邑”。族与族之间的关系经由婚姻与宗法维系，因此周人注重宗法伦理，也注重族群之间的外婚。封国分邑的人口也以“族”成群的配属而构成一个一个斯的集团。国与邑都可以迁徙，其地著性并不强烈。因此西周的封建国家并不建立于领土主权之上，而在于领有一群人口。这种共同体对于宗族的依赖，使个别共同体合成的集团凝聚的向心力大于分裂的离心力。这一具有包容性的发展模式，发展之极致则为无所不包的普世体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相重叠，成为“天下”。西周的“天”是普世性的，遂不能有特殊偏爱的选民。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前半段，两河流域已发展了青铜文化，有若干超级村落已团聚于附近地区，组织成为苏美尔城邦。这些城邦遗址上有神庙、宫殿，宗教组织在城邦中拥有公权力，他们调动城邦资源，从事集体的远程贸易，换取当地缺乏的物质，也为城邦成员分配集体的资源。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后段，在两河下游的城邦中，比较强大的城邦成为中心，组织若干城邦成为联盟，并以盟主的城名为朝代名称。宗教的僧侣与祭司仍保持相当可观的经济权力。也仍是集体意识的精神中心。在公元前18世纪时，两河流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网格均见扩张，而且也更复杂。但是城邦仍保持强烈的个体认同。两河的众神均由城邦共同体的守护神演变而来，众神的神祇会议中，个别城邦均有其代言人，众神之间也难免有“斗法”之事。

——摘编自许倬云《观世变：论中国文化的特质》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999年版：如果受外界促进因素的影响的程度，是决定某一地区发展速度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随便看一眼地图即可明白，非洲所处的位置还算不错。非洲距欧亚大陆很近，近到足以从如农业和冶金术这样的基本技术的传播中得到好处；非洲距欧亚大陆很遥远，远到无法接受数千年中欧亚大陆各地区一直相互交流、使彼此得益的长长的文明。这一与世隔绝至今仍是非洲大陆发展中的一个首要而又持久的因素。

2005年版：然而，历史上人们却错误地认为非洲与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余地区相隔绝。这种感觉中的与世隔绝，使这块大陆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在历史学家们强调这块大陆的与世隔绝的同时，他们还强调非洲在这一时期中从外部世界借鉴了许多东西；不过，交流是双向的，只有当有意义的接触和交往发生时，交流才得以存在。

……许多民族独立地“发明”了不同动植物的驯化。事实上，不同地区独立地“发明”了农业，这些地区远至公元前5000年的中国黄河流域和公元前3000年的中美洲。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古代非洲人不会炼铜术，且不能独立地将炼铜术应用到炼铁问题的解决。考古证据显示，东非的大湖区和乍得湖之间的地区，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期间存在过早期的炼铁活动，这时西亚技术尚未传播到埃及。

——[美]希林顿著，赵俊译《非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