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当时“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八百七十余万口”之多。西晋时，在全国设21个州，有20个州遍布着流动人口的足迹。见于记载的两晋流动人口约150万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占人口输出区总数的1/2左右。其中，由秦、雍地区流出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1/3；从并州迁到冀、豫等州的人口，占原地人口总额的2/3。……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据曹文柱、赵世瑜、李少兵等著《乾坤众生》整理

材料二   1820～1911年间广东沿海某乡居民离乡谋生情况统计表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富余达1亿以上。苏南地区开创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模式；随后，“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异地转移”、“异地流动”的模式逐步发展起来。1984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90年，户籍制度开始了新一轮的综合改革，上海、广州等城市也自主出台了“蓝印户口”、“居住证”制度等新政策；一些省区开始考虑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实行城乡户口管理一体化改革。

——摘编自王桂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

材料一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此后中原每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淝水之战、刘裕北伐等，都会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的1/6。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

——摘编自曹文柱《乾坤众生》

材料二   据英国官方公布的显然缩小了的数字，在厦门被掠卖出国的华工人数，1845年一百八十人，1849年二百八十人，1851年二千零六十六人。香港总督包令（1854～1859年在任）在亲眼看见厦门掠卖华工的情况后，不得不承认：“几百个苦力胸前各自按照准备把他们送去的地方，分别打上C（加利福尼亚）、P（秘鲁）或者S（夏威夷群岛）等印记。”

——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第三版）

材料三   新加坡社会具有高度的异质性，缺乏社会向心力所需要的同质性因素。英国占领新加坡后，不追求同化当地民众。为了开发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把新加坡定为自由港，建立了自己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实行总督制，并从东南亚地区招揽大量劳动力。华侨从1830年占总人口的30%到1860年超过65%。它还一直都是东南亚移民的中转站，人口流动性较大。

——摘编自郑维川《新加坡治国之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