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6世纪末，中亚被纳入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成为波斯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波斯国王派遣人员驻扎中亚，设置军事堡垒，并在当地建立较为完善的税收制度。波利斯卫城的档案文书清楚地表明，中亚的行省乃至个人都对帝国负有纳税义务。不少书记官和行政人员，先在帝国中心受训，然后前往中亚就职。连接中亚各行省的“王道”由帝国中央投资新建，成为整个帝国道路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推动人员流动的同时，物资也在中亚与帝国中心之间流通。中亚为大流士一世在苏萨的王宫提供了黄金、青金石和象牙等。中亚地区历史遗存中的聚落和宗教建筑等，都体现出古波斯帝国在当地进行了实质上的统治，波斯帝国加强了中亚与邻近地区的交流，为东西方之间大规模有组织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大流士一世时期开始，中亚已被全面纳入波斯帝国体系之中。

——摘编自吴欣《帝国印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中亚的统治》

材料二   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灭亡萨珊波斯后，对中亚进行统治。在百余年的统治中，帝国派出总督、建立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器，镇压中亚人民的反抗。据《布哈拉史》记载，布哈拉的卡什卡瓦族部落在武力强迫下，将所住房屋全部让给东迁的阿拉伯人。撒马尔罕的居民被迫从城镇中搬走，给迁移至此的阿拉伯人居住。阿拉伯人对农民和手工业者课以苛捐杂税和实物贡赋，并强迫他们无偿修筑桥梁、城墙及开挖渠道等。阿拉伯哈里发要求中亚地区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企图在此建立长久的统治。宗教冲突以及经济恶化，孕育着阿拉伯人与当地居民对抗的种子。当然，阿拉伯帝国的治理进一步加强了中亚在东西方贸易史上的地位，为丝绸之路交流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赵永伦《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初探》等

材料一   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550年是希腊人向海外移民的高峰时期。在地中海西部殖民是为了运入金、银等贵金属。黑海沿岸的殖民是为了控制粮食运输要道。在受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建立殖民地的地方，希腊人只建立商贸城市。殖民城邦的创建者仍可保留原来城邦的公民身份，殖民城邦与原城邦犹如子与母，在感情上有密切的关系，文化上也承袭母邦，但政治上基本独立。这些殖民城邦不仅是商贸中心和农业小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港口。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人的足迹已遍及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地方。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在埃及，亚历山大不惧旅途艰险，亲自朝拜阿蒙神喻宣示所，感动得僧侣们直呼他是神的儿子。在巴比伦，他下令将薛西斯毁坏的马都克庙宇连同其他任何被波斯毁坏的庙宇都一一重建，他还亲自祭祀马都克。他不仅在一般城市，即使一些重要的大城市如苏萨、巴比伦等地也任命当地贵族出任总督。他号召马其顿士兵与当地居民联姻，并给予他们免税的优惠政策。他带头娶波斯帝国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的女儿为妻。亚历山大曾让三万波斯青年穿上马其顿服装，按马其顿的军训制度进行操练，组成一支强悍的骑兵队伍。

——摘编自宋慧娟《评亚历山大》

材料一   亚历山大出发时，其身份是马其顿国王，不久后成为希腊联军统帅。经过十年征伐，他的国家的统治区域扩展到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还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他每到一地就自称是当地原来统治者的继承人。他崇尚威严赫赫的东方宫廷礼节，穿波斯、米底君王的衮服，要求人们向他行匍匐礼。亚历山大的统治基本上沿袭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但由当地人担任的总督一般只管民政，军队和财政另由马其顿人或希腊人掌握。他在埃及拜谒阿蒙神庙，为女神伊西丝建庙；在巴比伦向当地的主神马都克献祭，下令重建被毁的马都克神庙。他在远征中亚时与当地贵族女子罗克珊结婚，同时，他的80个战友也采用波斯礼仪与当地贵族的女儿结婚。他的远征军中有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测量师等专门人才。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二   拿破仑当权后，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1805年，拿破仑击溃第三次反法同盟，签订《普莱斯堡和约》，占据了莱茵河左（西）岸及许多小邦国。在那里，他赶跑了封建的王公贵族和主教，取消了各种徭役和封建贡赋及教会的什一税，消灭了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宣布公民享有平等与自由。后来建立的莱茵同盟，有16个邦国加入。他们普遍实行了资产阶级改革，推行了《法国民法典》。同时，拿破仑还使德意志由三百多个分裂的小邦合并成为30多个大邦。正如恩格斯所说：“拿破仑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牛圈，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

——摘编自张淑贤《略论拿破仑战争的国际影响》

材料一　远征后的头一个世纪,借鉴几乎是单向的:东方向希腊学习。这时征服者的自信还没衰退,希腊本土的社会活力还衰而未竭,希腊移民涌向东方,带来了他们风格独特的生活方式。希腊化城市中上流社会不管是何种出身、何种文化背景都希望被视为标准的希腊人,他们全盘模仿希腊生活方式。然而,正是在希腊、东方文化交流表面上一边倒的时代,希腊本土的社会结构逐渐被东方早已流行的模式所同化。

——摘编自陈恒《从希腊化文化的传播看全球化之起源》

材料二　蒙古人自身有两个根本因素决定了他们所创建的帝国必然终会衰落。首先,他们的数量不足以服众,因而容易受其属下外族臣民的影响;其次,他们的文化过于原始,难以帮助他们处理与比他们更超前的臣民之间的关系。蒙古人,恰如普希金所说,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这也就是说他们一旦离开了马背,或者说是脱离了他们游牧民族战无不胜的形象,他们就暴露出了他们落后、野蛮、易受同化的本来面目。而且这时候,他们与阿拉伯人的不同之处当然就不仅仅在于他们没有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最重要的是,蒙古人缺少阿拉伯人所拥有的特殊宗教和语言令他们所有的臣民接受并形成一个普遍的共同点以促进帝国的团结统一性。阿拉伯人的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甚至传播到了许多未被他们征服的地区,其影响力可想而知。无奈文明不及阿拉伯人那么先进的蒙古人不但无法采用宗教和语言来同化他们的人民,蒙古大汗旗下各个汗国的可汗反而还主动接纳了他们所统治的外族人民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因此也使蒙古人作为征服者的至高地位受到了严重的质疑,成就旷古绝今的蒙古帝国于是就这样毁在了蒙古游牧民族的缺乏文明根基上。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在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坚决镇压了那些顽强抵抗地区的人。在攻陷了腓尼基沿海城市推罗后，他杀死了8000个当地居民，将30000人卖为奴隶，这种政策起到震慑的作用。而在一些民族意识浓厚的地区，他则不以征服者和称霸者的姿态出现，而是采取温和的政策，尤其是对宗教采取宽容和利用政策。他鼓励东西方民族通婚，并且按照当地传统习俗举行婚礼。他远征时“随行的人员很完备，包括自然科学家、测量学家、历史艺术家等”。亚历山大在远征过程中，在一些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上建立了许多以亚历山大命名的新城，这些新城不但是他的军事要塞，同时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摘编自苏振兴《论亚历山大远征》

材料二   成吉思汗西征过程中显示了他极其残酷的一面，在战争过程中有极其野蛮的屠杀屠城行为，但在宗教政策上极为宽容，“在成吉思汗统治下，我们见到了在整个亚洲大陆上建立的最为彻底的宗教宽容”。成吉思汗每攻占一城一池总是搜索当地的工匠、科学家、天文家等并将其带回蒙古帝国，与中原文化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先进文化技术尤其是火药、罗盘、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入欧洲，打破了汉唐以来欧亚各国封闭壁垒，对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很大影响。他建立了庞大的驿站传递系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联络线、运输线。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元时期继续发展，泉州成为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海上窗口。

——摘编自王雪娜《历史的跨越——亚历山大远征与成吉思汗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