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至隋开通大运河，扬州的经济中心逐渐向运河两岸发展，其城址也迁至运河方向。北宋时期的杭州在运河的推动下，城市的繁华地带从城南扩展至沿城内的主要水系沿岸，水系沿岸逐渐出现商业街，封闭的“市”被代之以开敞的集市。明清苏州沿运河的胥门、阊门、山塘街一带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吸引了四方商贾的云集，甚至太湖村民也出现了“莫嫌村坞行人少，夫婿经商不在家”的景象。

材料二   建国后，大运河江浙段的沿岸地区形成了带状形态工业区，大号污水直排运河。改革开放后，工业企业和码头不再是古运河发挥作用的象征，河边的历也建销和生态绿化逐渐成为发展主角。2019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为大运河沿线发展谋篇布局。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考察时指出：“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以上材料摘编自王静《运河与沿线城市商业发展探析》等

材料   对于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申遗成功无疑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首先，联合国带来了保护技术和人才。2003年，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龙门石窟就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项信托资金的支持，并带来了日本先进的科学团队，对洞窑进行检测、修筑。“中国式申遗热”背后存在着严重的误区。不少当地官员把申遗当作是经济收入的水龙头，认为一旦申遗成功就能获得大笔保护基金与巨大的门票收益。实际上，经济效益与申遗两者之间存在着博弈。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透露，中国每年在申遗工作上的花费高达3亿元。更严重的是对景区的无序开发与破坏：开通超大容量的交通路线，丝毫不考虑景区能力而加设电梯、索道、人为地把建筑重新“做旧”“仿古”等。

——摘编自张涨《谈“申遗热”：重申报轻保护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