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监察机构是“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监察对象是各级官吏。谏官虽责在“匡正君主”,但谏诤的前提是不触动皇权。在监察过程中，从纠参到议复，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汉魏选用御史通过严格的察举考试，唐宋明清，一般选用进士出身者为御史。统治者还颁布了不同类型的监察法规，以规范监察机关的活动。历代监察官员的地位十分微妙，秩卑权重，奉旨巡按，气派“威震州县”。
——摘编自何成刚主编《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丛书》
材料二 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体制基本是仿照苏联模式的，苏联的监察模式为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直接提供了制度样本和制度借鉴。1931年5月，中国共产党率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工农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院。其职责是“专一来和一切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腐化倾向作斗争的……公布给工农大众知道，同时拟定惩戒办法，交政府采取执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形成了以工农检察委员会为主，同时又包括控告局、突击队、工农通讯员等在内的监察体系，建立起具有苏区革命实践特色的行政监察制度。
——摘编自舒绍福、李婷《从党内监察到国家监察：建党以来监察制度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征。(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监察相比，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监察体制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监察制度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从全球视域看，中国政党是伴随着新生的强势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中国传统的衰落的农耕文明进行野蛮入侵和残酷解构之过程出现的。19世纪以来，以英美两国为样本的政党政治思想伴随着西方国家海外殖民地的开拓播向东方……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同盟会和其他早期政党的诞生，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新文化运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影响下创建的。
——摘编自廖皇珠《百年来中国政党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二 2018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萌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萌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形成的。它的萌生与确立，与当时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打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关；与各民主党派当时所坚持的“中间路线”或“西式”议会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救中国有关；更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采取顺应国情与时代发展的政治路线、建立和发展多党合作关系有关。
——摘编自许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由来与价值贡献》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出现的原因，并指出此时中国政党的历史使命。(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条件，并概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国民革命席卷全国。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在政治、军事、刑事、土地、人权和经济方面颁布了系列法律条文，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陆军刑律》《商民运动决议案》《佃农保护法》《工人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在共产党作用下，法律制度建设倾向工农等下层人民，注意到人民的重要地位，使得社会身份得以重视，这在近代中国法制史上公开颁令是第一次。
——摘编自姚庆《论中国近代法治建设转型之路》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将这个宗旨贯彻到法治建设之中。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所明确的“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以便利人民群众、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无论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新时代法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无论是立法领域，还是执法、司法领域，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始终是法治建设的主旋律，都使得我国法治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法治的鲜明特色。
——摘编自王春业《论百年来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武汉国民政府法治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材料一在西方，证人宣誓在古希腊时已存在。宣誓被古希腊人视为审判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证人宣誓仪式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由最初司法裁决功能发展到仅作为法庭听证的一种仪式，虽仍保留一定社会功能（伪证罪的前置要件），但在证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教化作用已明显超过伪证责任的司法威慑作用。近代以后，西方国家对宣誓的形式、执行、誓词、主体等都做出详细法律规定。总之，证人宣誓制度通过要求宣誓主体在法庭上宣誓，一定程度上约束其行为，保证诉讼结果的公正。
——摘编自李俊刚《证人宣誓的程序与实体价值分析》
材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按照国民政府要求，在政权机关中实行就职宣誓。在陕甘宁边区，三届边区参议会后都举行政府委员就职宣誓典礼。就第二届、第三届而言，出席典礼人数多，时间均在参议会闭幕后第二天上午9时，宣誓时有领誓人，宣誓人要签名。如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后第二天上午9时，新当选的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及委员举行就职宣誓典礼。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务委员会举行宣誓就职典礼时，由马继堂主任宣读誓词：“我们受县参议会的委托，奉边区政府的命令，就米脂县务委员会的职位。我们属于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阶层，但我们均主张坚持抗战到底，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摘编自贺永泰、张文欢《延安时期政权机关的就职宣誓及其价值意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方国家证人宣誓制度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延安执政时期实行就职宣誓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