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期 | 法治 | 教化 | 趋势 |
| 夏商周 | 中国的法治与教化关系愈发密切“由古代理法对立到理法结合” | ||
| 春秋战国 | |||
| 秦 | |||
| 汉 | |||
| 魏晋南北朝 | |||
| 唐朝 | |||
| 宋 | |||
| 元 | |||
| 明 | |||
| 清 |
| A．军事战争的需要 | B．社会秩序的维护 |
| C．官员选拔的便利 | D．专制皇权的加强 |
| A．以礼治国倡导民本 | B．治国理政趋于理性 |
| C．血缘宗法色彩浓厚 | D．基层治理体系完备 |
材料一 西周晚期以来，传统的天与天命观念饱受质疑，然而，天的崇高性并未遭到根本性打击。春秋社会，混乱的现实刺激人们思考天命是否在周的问题。春秋金文显示，诸侯们纷纷宣称膺受天命，传统天命观念至此发生重大变化。但同时，祭祀中的尊卑等级屡屡为时人所强调，天帝总是与人间权力最尊者相匹配。春秋社会，人们进一步总结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的观念，深刻阐明上天无亲疏之别，只辅助有德之人；天助善而祸不善，政必归善者的道理，将天命与德行的关系扣得更紧。春秋时人又常常引用西周天命无常之语以诚当下。凡此种种，皆是在周初“天命靡常”“敬天保民”的传统思想轨道中作进一步的论述，深化、升华了周初天授明德的政治理想。
——摘编自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从《周礼大司徒》的记载来看，西周时已相当重视人口生养了，所谓“保息六政”中，第一条就是“慈幼”。自春秋战国以来，充足的人口不光是一个文明延续的根本，更是国家赋税徭役与战争实力的保障，因而历代王朝基本都继承了西周鼓励生育的政策，《国语越语》就记录，“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要缴五倍人头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初，便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加强生育风气的引导，动员富人赞助无法娶亲的穷人，将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数量，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摘编自《贞观元年婚姻诏令考释》等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就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出现了变化。宋代人口总数峰值达到8000余万，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家马端临认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提出了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到了清末，人口膨胀到4亿之众，社会弊病丛生，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就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极端的、违背情理的人口控制措施，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
——摘编自《文献通考》《汪士铎人口思想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人口生育政策的特征并分析其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以来学者人口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材料的历史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