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材料一
| 人物 | 政治主张 |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律延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由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并指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到明清时期乡约制度的变化，并说明乡约制度的积极作用。
材料法律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我国古代自从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同时，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理论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很大。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很多的法律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塑造了我国古代法律“伦理法”的特性。
——摘编自王科《浅析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中国古代法律与儒学”为视角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制在法的规范中也体现礼教价值观，“依法断案”也是“合礼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违法而合礼教或不违法而违背礼教的行为，即“法外之情”和“法外之非”。“八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八议”，是指亲（皇亲国戚）、故（皇帝的故旧）、功（功劳卓著的人）等八种人的犯罪，司法机关不自行处理，要先交大臣“议罪”，再奏请皇帝最终裁决，古代的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就导致刑讯逼供。在中央，秦汉的廷尉、唐宋明清的刑部，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在地方，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司法审判。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 1649年1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审判即将举行。克伦威尔等下议院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律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律师约翰·库克在公诉书中开门见山地宣告查理·斯图亚特“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随后，公诉书列举了国王的暴政，指出被告“是导致这个国家的无数自由人民被杀的罪魁祸首”。在公诉词的最后一段，检察官宣告：“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并且请求法庭责令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一切程序、检验、审讯、刑罚以及判决都应当是符合正义的。”1月27日，特别法庭做出判决：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
——摘编自【英】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审判查理一世的背景，指出该公诉书在法制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价值。
材料 “礼法合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反复检验而形成的治国理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礼法合治”思想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宝贵结晶，对当代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礼法合治”思想推翻了礼治与法治的敌对状态，开创了礼治与法治、道德教化与刑罚惩罚相统一的理念，为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马伟霞《中国传统“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启示》
结合材料和所学中国史相关知识，围绕“礼法合治”自行拟定一个论题，进行阐述。（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不得照抄材料原文）| 战国 |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教化”的人，将先秦时期儒家教化思想系统化。荀子认为礼与乐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荀子所说的礼，已不同于西周，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人伦规范。他以礼来规定君臣、上下、长幼尊卑的等级规范，明确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国工，使其各守其分。此外，荀子还主张“隆礼重法”。他提出“隆礼重法则国有常”、“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
| 汉代 | 汉初学者陆贾提倡“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并得到统治者的赞同，从惠帝汉开始，汉代皇帝都以“孝”称谥号。此外，汉初统治者还厉行节俭，并形成很强的社会感代召力。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上，加以总结形成“三纲五常”思想，成为伦理法则。最终使儒家伦理道德转变为封建统治理论。 |
| 宋代 | 宋代一改唐代《开元礼》以君主、宗室、官僚为对象制定礼仪制度的特点，其修订的宋《政和五礼新仪》多涉及庶人礼仪。宋代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教化，宋仁宗皇祜年代间，陈襄知仙居县，撰制《劝谕文》，劝诫乡民：和睦宗族，救恤邻里；各依本分，勤修本业。这是宋代地方官颁布“谕俗文”的开端。 |
| 明代 |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由民间自行推举年高德劭之人掌教化，其主要职责即是向民众代宣读并讲解《大明律》及《教民榜文》，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明后期，乡约宣讲明太祖《教民榜文》中的六句话即所谓的“六谕”，不遵守的百姓会受到处罚。 |
——摘编自邢丽芳（儒家教化及其有效性研究）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教化的发展”，自行拟定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述充分、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逻辑清晰）
材料一 中国从战国开始，总能找到人、物、债、婚姻、继承等民法规范的影子，如魏国《法经》中的“杂法”、汉代《九章律》中的《户律》、唐代《唐律疏议》（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中的《户婚律》。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田宅”、“婚姻”、“钱债”、“市厘”等若干篇章，如《大清律例·户律》“盗卖田宅”条：‘凡盗卖、换易及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杖五十。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杖八十，徒二年，系官者，各加二等。”
——摘编自项晓基《中国古代民法的再思考》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民法发展的特点。
材料二 大革命前，法国法律都是用来保障封建贵族阶级利益的手段。法国的法律界线，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是成文法区，北部是习惯法区，而且其法律内密多种多样。法国大革命初期，民众就呼吁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法律法规。拿破仑上台后积极推进立法工作，1804年《拿破仑法典》推出，又称《法国民法典》。除《总到》外，分为三编，分别是：人法、物法和获取所有权法。其中“人法”是指对公民权力的规定，“物法”是指对各种财产所有权的规定，“获取法”是对各类财产获取权方法的规定，其中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
——摘编自梅汝璈《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民法与《法国民法典》内容的相通之处，并分析1804年《法国民法典》出台的原因。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代的“先王”们都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他们“临事设刑，不豫设法”的做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法的历史推进到成文法时代。春秋人之所以频繁的引用制、常、典、则等多种法律形式，说明他们的时代不存在大规模的法典。到了战国时期，平民数量急剧上升，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平民已经有了诉讼要求，在这样的时代，法治思想就不应再表现为当政者的“临时制刑”，而应当是事前“为刑辟”，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形式较为统一的成文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编自徐祥民《法家法律思想研究》
材料二 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过程中，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司法制度，就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思想越来越多受到以“礼”为核心的纲常原则的指导。“以礼制刑，礼法合一”是对唐朝法律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整理自张苏阳《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夏商西周时代至汉唐中国法律演变的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夏商西周时代至汉唐中国法律演变趋势产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