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社会的变迁是渐进的、长时段的；法律变革过程根本上是一种改良过程，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在突发的、短时期的革命行动及政治、军事事件之后构建的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以往法律传统的破坏大于发扬，摒弃多于继承，变革历程呈“跳跃式”。裂变的法律不但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也违背法律自身发展的规律，难以与社会生活保持协调。

纵观近代中国，从清末到辛亥，从北洋到北伐，从南京国民政府到新中国政权，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革命的理想和目标不断实现，法律制度模式不断被刷新。可是，社会结构的演变比较缓慢，自然经济结构相当稳固；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契约观念养成困难；民众心理上传统因素的烙印短时间内并未消除；情、理、法合一的司法伦理依然存在；广大乡间社会还是重调解、轻诉讼。重礼俗习惯、轻成文法典，重权力、轻权利；仍在民间流行的“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等乡谚，都生动地刻画了民众的法律心态；清廉秉公的法官还会被亲友骂成“傻瓜”，欲从事律师事务的晚辈还会被尊长教训为“有损阴德”……这些都是民众法律心态的缩影，折射民众司法信仰的严重缺失。只在制度层面大做文章，不对社会实际考察分析，寻找法律与社会之间的最佳切合点，引进司法制度只能漂浮于社会生活之上，甚至激起社会生活与法律的对抗。

——摘编自张仁善《论中国近代司法文化发展的多层面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