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先后对旧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变法改革，赵国有《国律》，楚国有《宪令》，魏国有《法经》，秦国有《秦律》。魏国《法经》对后来其它各国的立法，特别是秦国商鞅制定秦律影响极大。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在秦国付诸实施，商鞅提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秦国老幼妇孺皆知“商君之法”。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梁启超宣称：“法治主义乃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可能更微于近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籍曰有之，而不能舍法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厉行法治，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民权。梁启超一再申明，法治精神在中国“古而有之”，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来推衍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让人民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法律文化。

——摘编自李宁《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与政治秩序的互动》

材料一   关于怎样治国，孔子认为，用政令来约束，用刑罚来整治，只能使老百姓暂时免于罪过却不会使其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来教育，用礼仪来要求，不但能使老百姓知道羞耻而且能够使其敬服（《论语·为政》）。孔子还强调，政令宽和，老百姓就会轻慢，得施以刚猛之策进行纠正；政策刚猛了，民众就会受到摧残，得再施以宽和之策；宽、猛互相调剂的政策才是政治和谐局面的由来（《左传·昭公二十年》）。

——摘编自陈生玺《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

材料二   “秦汉更替”是德法关系的又一次大变革。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秦以专任法治而强，实现大一统。代秦而兴的汉朝，经过数十年的思想更迭，逐渐接受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思想。到隋唐时期，“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法并重模式日趋成熟。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言之有理工作室《揭秘古代中国德法共治传统》

材料一   讼师，又名“刀笔吏”，是中国古代专门帮人打官司的一类职业群体。讼师最早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讼师的主要多有两个：一个是代替当事人书写诉状，另一个就是提供“法律咨询”，也即为当事人出谋划，帮助其打廠官司。他们能做的只是代写诉状和出划策这类辅助性的工作，在“过堂”时真正要应对官员质问和对方反诘的还是当事人本人。讼师因为帮他人代写词状、教他人如何打宫司而被视为拔弄是非的人，成了良好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遭到官方毫不留情的打压。况且讼师大多由落魄书生转化而来，出身也不算光彩，因而得不到人们的尊敬。

——摘编自杜金亮《近代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以近代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融为视角》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散开国门。随着中西通商，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特别是由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和发展，外国的律师和律师制度也进入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中，由于不平等法权的存在和中国法律制度的缺陷，每有法律交涉，中国人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社会各界对改革封建纠问式审判的呼声日益强烈。1906年，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拟定了《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了律师资格、注册、登记、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的公堂办案等内容，该法橐虽因各省督抚的反对而未能公布实施，但却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了建立现代律师制度的尝试与努力。

——摘编自李卫东《论中国近代律师职业产生的社会经济动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