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家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可以追溯至先秦时代，以民为本、重视民生成为此时王室家风中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学习贯穿于家庭教育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对其子孔鲤的过庭之训，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汉朝以来，立德修身、重视治学、学而优则仕的家风逐步形成，大量家训开始出现，譬如汉高祖刘邦遗嘱《手敕太子文》，教导其子刘盈要“读书练字，尊老用贤”。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但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家风文化仍然占据主流，忠孝礼仪、读书修身、勤俭节约仍旧是传统士族家庭进行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如诸葛亮的《诫子书》、曹操的《诫子植》。除了诫子文书之外，《颜氏家训》的问世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第一部系统成熟的家风教育文献，直接推动了我国家风文化在民间的大发展大繁荣。李唐帝国时，家风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重视知识、读书论学”，这得益于文官科举选仕制度的确立。

宋明时期，出现大量家训读本，如司马光的《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等，内容涉及忠君爱国、读书学习、修身立世、礼仪规范、勤俭节约、齐家守业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家风的主要内容。宋明时期，以儒家家风为主体，以商贾家风、女子家风等为有益补充，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具备了成熟完备的理论形态。

——摘编自张贝：《历史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及当代价值》

材料：古代中国追求和睦友好，向往“无讼”社会。首次明确提出“无讼”的是孔子。老子“无为”在诉讼上即归于“使民不争”。法家重刑，根本是为“无刑”也即“无讼”。“秦汉以降，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原则”。至两宋调处制度化，明清则臻于完备。“明德息讼”官吏才会赢得好口碑，得到统治者赞赏。教化不成的兴讼之人、诉讼参与人，包括证人等均会被视为“待罪之身”。明代建构了双重调解程序：先民间调解，民间调解不能解决时再行诉讼，里老调处是民事诉讼的法定必经程序；即便进入诉讼程序，司法官也优先调解。清代州县诉讼内调解具强制性，当事双方需“遵命和息”。清代还存在委托调解制度，即州县接到诉状，认为事微不值或事关亲族关系不便公开传讯，则将诉状转达乡保、族长调处。又因民事纠纷多发于乡里，乡保易闻真实，这种“半官方”的乡保调解，不但极常见且十分有效于纠纷解决。当然官府也必然同时严密监控和管理。

——摘编自张嘉军《古代中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