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2年4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始终未能完成。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恢复民主法制，但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改革开放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次性制定民法典的条件不成熟，只能“从批发改为零售”，根据轻重缓急，推出民事单行法，成熟一部推出一部。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民法典草案，但鉴于民法典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学术观点有分歧，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先制定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在条件成熟后以此为基础再研究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摘编自徐隽《我们需要一部怎样的民法典》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突出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系统总结制度建设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促进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编纂民法典，进一步完善我国民商事领域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各类民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有利于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编纂民法典，健全和充实民事权利种类，形成更加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完善权利保护和救济规则，形成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对于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编篆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材料一   明清时代对于官吏的“普法教育”是很有特点的。其一，为官者不可不知法，故普法对象首在官不在民。其二，官员普法不限于本部门的法规，更应当熟悉国家最重要的法典。其三，官员普法的要求载于刑法典，是具有强制性的，违反者要给予制裁。其四，每年定期考试官员的法律知识形成制度而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其五，考试结果区分优劣，按法予以奖惩。“讲读律令”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增加了官民的法律意识。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执法者法律素质的提高，才有助于援法断罪，改善司法状况。

——摘编自张晋藩《古代官吏的“普法教育”》

材料二   我国普法教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经历了以宪法普及为先导的启动时期、以市场经济法律普及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时期、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的高潮时期之后，进入了权利至上的全面提升时期。通过五个普法“五年计划”的开展，我国普法教育实现了从常识性普及、知识性传授、法律意识的培养到法律素质提升的转变；实现了由行政手段管理向由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法教育中每一次对象、内容、目标的改变都对应着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

——摘编自刘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