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实现西域与内地一体化管理 | B．西域各族逐步接受农耕技术 |
| C．羌族在西域有较大的影响力 | D．大一统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 |
材料一 如图所示
图一 秦汉时期西南部族分布图 图二 云贵两地元明军屯、卫所分布图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二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新疆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指出应从民族分布的空间布局和社会结构调整来促进，构建更深层次的民族互嵌格局是推动各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抓手。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阐述秦汉和元明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社会发展的概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图一、图二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
材料一 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控制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来实现的。这一治策被此后的中原王朝相继沿用，地方大姓、“夷帅”、羁縻府州等西南边疆历史要素都是该治策的具体体现。元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蒙夷参治”制度。当时云南参政、平章、宣抚、安抚以及路、府、州、县等官，皆由大批的蒙古人、契丹人和当地人担任。吴永章曾言：“有元一代创立蒙夷参治之法，而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明代将元朝的“蒙夷参治”发展为“土流并治”的治理思想，使其普遍运用于西南边疆地区。清因明制，大体皆如此，在西南地区的基本治策是：以土官“钤制”地方，再以流官对土官进行“弹压”。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二 西藏和平解放及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98年，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达49851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1%，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80%，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77.8%。至2021年年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80.1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6831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0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给西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专门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从人力、技术、财政、物资等多个方而给以援助。
——摘编自姚俊开、马汉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之后封建王朝管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政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今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从唐蒙出使夜郎到滇王举国来降期间，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立了七个“初郡”,奠定了西南夷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初郡”具有郡县制与羁縻制双轨并行的二元结构特点。如滇地属益州郡管辖，益州郡治就设在滇王所在的滇池，但滇王又被“赐滇王王印”,依然享有统领其民众的权力。“以部族区域为郡县区域，以部族分合为郡县分合”,二者皆无固定空间，随部族居民之迁徙而迁徙。郡县长官的作用主要侧重于军事方面的掌控和象征性赋税的征收上。当时农业开发主要集中在夜郎、邛都这些传统农耕区域以及部分郡县治所周边宜农的平坝区，而在昆明等“随畜迁徙”的游牧地区，农业经济还尚未发展或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除了军事、政治目的外，一直是在“抚有蛮夷”“以属有夏”的思维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形下，西南夷社会结构的变迁表现为局部范围内的渐进变化。
——摘编自尹建东《对秦汉王朝开发经营西南地区的几点认识》
材料二 中法战争后，中国西南边疆面临深刻的危机，清政府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时，还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积极调整，在西南沿边地区设置了三个边道。边道道员除了拥有广泛的行政司法权外，清政府还赋予其兼管海关事务、中外交涉和防卫边疆等权限，提高了边道应对边疆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此外，清廷在被迫参与中法划界的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界”“主权”等意识开始逐步内化。清廷在西南边疆地区所实施的各项经营措施，使国家对该地区管理和控制逐渐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识。同时，中法战争的爆发对滇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自身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边疆危机作为一种外部推力促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自觉地向国家靠拢。
——摘编自郑维宽《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边策略探析》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西汉时期对西南夷的经营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西汉时期相比，中法战争后西南边疆治理的变化。
材料一 东汉以来，统治者为补充内地劳动力和加强军事实力，招引或强制边疆少数民族入居内地，同时由于我国天气有了逐渐寒冷的趋势，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逐渐南下，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汉族南迁的高潮，最终"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汉胡共政"的局面也逐渐确立，有些胡人政权的主政者是汉人，如氏族君主苻坚重用汉人谋士王猛，一些汉人政权的决策层中也有不少胡人。许多少数民族上层极力推崇汉文化。如后赵的建立者羯人石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安排贵族子弟学习汉语和儒学。汉人的各方面也深受胡人影响，比如汉人头上戴冠旧习逐渐改为使用头巾。少数民族政权还十分重视族源的追溯，如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前赵），因当年刘邦曾以公主"妻冒顿"，因此匈奴成了"汉氏之甥"。
——摘编自李学勤等编著∶《碰撞中的民族的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二 公元元年前后，日耳曼人开始逐渐南迁，罗马人允许甚至鼓励日耳曼人越过边境来当兵和务农，罗马的产品、技术和思想也影响着日耳曼社会的许多领域。3世纪，在西迁的匈奴人压迫下，日耳曼各部族被迫西移，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大迁徙由此而生。在这场"蛮族入侵" 中，日耳曼人逐渐成了罗马的军队将领、政府官员，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冲击下最终走向瓦解。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人种分布发生剧变，西欧为日耳曼人各分支所占据，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等，他们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西欧的语言也随之改变。形成日耳曼语、拉丁语两大语系。日耳曼人对旧罗马帝国文明发
达地区的统治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它既不是罗马文明，也不是日耳曼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言;"日耳曼的文明固然效仿了罗马人的样式，然而却完全独立地发展起来。"
——摘编自李秀珍主编;《西方文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民族迁徙和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相比，魏晋民族迁徙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魏晋民族迁徙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