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儒们秉持先秦儒家追求统一的观念，把大一统当作政治理想的首要大事，董仲舒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无论是居于中央的“华夏”，还是分居四边的“夷狄”，都是汉朝天予统治下的臣民。汉代在管理四夷的机构上承袭了秦代，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但是设官更加具体，职权更加明晰。在中央机构中，汉朝继承了秦的典客制度，典客的名称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14年）被更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把“大行令”改称为“大鸿胪”。汉代对秦朝管理四夷的中央机构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四夷交往频繁的现状，也表明了汉武帝对四夷的有效统治。

——摘编自林先建《儒家华夷观与汉武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交融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华夷一体”开明民族观，认为夷狄亦人耳。少数民族也因此将太宗尊称为“天可汗”。唐玄宗时延续了这种包容思想，秉持“中外无隔，夷夏混齐”的态度，以宽广的胸怀纳戎延狄，释放吐蕃俘虏，摒弃民族偏见，以至诚之心安抚四夷。在这种民族观的渗透下，唐代统治者针对少数民族实施了更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