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落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它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被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对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对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最早记录出现在西汉。汉武帝时期，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分归大鸿胪和少府管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置市粕使，多由皇帝的心腹宣官担任。其首要职责是向宫廷进献海外珍品，兼管海外贸易。宋朝在广州设市舶司，这是中国第一个专管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负责征收拍税，“以助国用”。市舶司最多时有10个，主要设在沿海地区。南宋高宗末年，泉州、广州和两浙路市舶司年入达200万缗，约占当时国家货币岁入总数的1／5。明朝承前代，在主要港口城市设市司，以适应海外请国朝贡的雪要，且终明之世，罢置无常。康熙年间，清朝撤市粕司，设江、浙、、四海关。1757年，除粤海关外，其余三大海关被关闭。

——摘编自傅宗文《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传统与早期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