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北宋时期，“中国”的概念在地理上是指“九州”为主的传统意义上的汉族聚居之地，大体上就是指长城以南的黄河流域和长江、珠江流线，即所谓“天地之中”，并不包括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中国之人”主要是知“礼乐”、“服衣冠”、从事种植农业的汉族，少数民族也不在其中。

——摘编自郑炜《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元人“中国观”的要点是：“中国”的疆域是元人统治地区加上南宋统治的江南；“中国”的人民是汉人和少数民族两大部分；“中国”的文化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两大系统；“中国”主权的行使者，可以是汉人政权，也可以是“行中国之道”的少数民族政权。

——摘编自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材料   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落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它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被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对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对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3 . 材料   在统治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方面，清朝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清朝在中央设有专门负责边疆民族事务管理的机构理藩院。前代的是似机构通常为礼部下晶，而清朝的理藩院直接受皇帝领导，出于统治边疆民族地区的需要，清延大力推行民族立法工作。平在入关之前，已经颁布《蒙古律例》，入关之后，对这部法律不断增补修订，备庆年间，修成《理落院则例》713条，这是一部适用于各个边隆民族地区、具有管遍意义的民族法规。此外，清延也针对不同边碰地区领市了一些区域性立法。对新疆维吾尔地区，乾隆时颁行了《回疆则例》；对西藏，乾隆一朝先后颁行《西藏善后祖》《定西藏章程》等多部法规。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部国归清朝，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见和宴请。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   刘铭传（1836年—1896年），安徽肥西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台湾建省，刘铭传成为首任巡抚。到任之后，面对“台湾孤悬海外，屏障东南，久为外人所窥伺”的严重局面和民族关系复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办防”“练兵”“清赋”“抚番”四大政策，在积极规划台湾开发的同时尤其重视处理民族关系。刘铭传认为“中华立国在民，爱民斯为邦本”，因此“民番皆朝廷赤子”，主张一视同仁、体恤当地民族，设立招垦局和番学堂，教番民耕种，学习汉族文化和礼仪制度。对负隅顽抗、反复叛乱的番人头目则派兵征剿。刘铭传抚台六年，功勋卓著，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

——摘编自赵松林《试论刘铭传的民族关系思想》

5 . 材料 元朝宣政院“掌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与中书省等同为四大中央政府机构。官吏铨选、机务处理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经过中书省。遇吐蕃有重大问题，则派设行宣政院前往该地处理。

清初统治者高度重视蒙古事务，入关前便设立理藩院专司其事。入关以后，随着边疆各地与内地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加强，回部、番部（藏族）事务，及与俄罗斯、廊尔喀的外交事务也划归理藩院管理。理藩院级同六部，设尚书、侍郎各官。理藩院的设置及其工作，帮助清朝实现了对东北、北方、西北、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避免了明代曾经出现的边疆战争不绝、动荡不宁、各族叛附不定的局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