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马戛尔尼认为：“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转引自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材料 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整体性宏观研究的典范。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也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

——摘编自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材料一   秦灭六国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实现了“诸夏”的统一，又取闽越地，置闽中郡。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岭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44县，又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今黄河以北内蒙地区）。这样，秦始皇便在我国相当大的地区实现了政治统一。这一统一，包含了南方百越系统和苗瑶系统的民族、西方部分氐羌系统民族、北方部分阿尔泰系统的民族以及东北部分少数民族。因此秦的统一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摘编自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材料二   清代既继承了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又有创新和发展。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统治者极其重视对边疆民族的治理，逐步形成以“因俗而治”为核心的边疆民族统治政策。如在蒙古族地区设立盟、旗两级单位进行统治，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在中央专设理藩院掌管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事务。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一   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碰撞融合。夏、商、周三族的民族迁徙与定居，三代更替以疆域的形式巩固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华夏族。秦汉王朝拓展疆域的过程中实行的“移民实边”和匈奴、乌桓、氐、羌等民族内迁，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形成。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大迁徙和大杂居带来了血缘上的融合，推动了早期中华民族的形成。五代至明清时期，契丹、女真和蒙古入主中原，建立辽、金、元王朝，与中原文化深度交融；清朝实行“满汉一体”政策，加强了对蒙、疆、藏等边疆地区的管辖，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和在台湾建省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高凯军《论中华民族》

材料二   20世纪初，列强在蒙古、西藏、新疆地区策划分裂活动，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出现。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成为传诵一时的口号。1924年，孙中山在演讲中第一次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并批评列强“不准弱小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1935年国民政府设立民族扫墓节，1937年国共合祭黄帝陵。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