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萨班灵骨塔遗址 | B． 奴儿干永宁寺碑 |
C． 清朝修建台湾府城 | D．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 |
| A．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治理 | B．彻底消除了地方割据的根源 |
| C．不利于当地的民族团结 | D．逐步推进少数民族区域自治 |
| A．选官制度的重大进步 | B．专制主义制度达到顶峰 |
| C．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 | D．民族交融促进社会发展 |
4 . 民族融合与对外交往。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逐渐融合，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1)将下列“中原王朝”与同时代的“边疆民族”相对应（填写字母）。
(2)民族融合往往通过战争、和亲、改革与管理、经济交往等方式实现。按照这种分类，将下列事件填入表中相应空格（填写字母）。
民族融合的方式 | 事件 |
战争 | |
和亲 | |
改革与管理 | |
经济交往 |
（A）征伐匈奴 （B）设河西四郡 （C）孝文帝改革 （D）文成公主进藏
（E）建立榷场 （F）设宣政院 （G）行金瓶掣签制
(3)简述秦汉至明清时期对外交往的发展脉络及特点。
| A．防止了西藏宗教与世俗势力结合 | B．清除了佛教对西藏政务的影响 |
| C．降低了达赖喇嘛的政治宗教地位 | D．加强了中央对西藏地区的治理 |
材料一 明成祖朱棣“锐意通四夷”，是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在外交礼仪上践行“厚往薄来”，朱棣亲自定夺“今后朝贡者，悉依品级赐，虽加厚不为过也”，对于各国贡物并无太多要求，赏赐物品的种类与数量由皇帝决定，且质量和数量远超贡物数倍。
——摘编自李新烽《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比较》
材料二 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上中方代表与非洲部分国家代表有了直接且实质性的接触。60年代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在提出“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的同时援助坦赞铁路的修建。70年代非洲国家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很大贡献。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与机制化成效的推进，中非关系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快速发展。
——摘编自刘鸿武、林晨《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中非交往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建国后中非关系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非关系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在传统中国，边疆是尚未或者正在驯化中的地方，边疆问题其实是央地关系的次生形态。从唐至宋，我们看到了两种边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的实施结果。一种是唐代的藩镇模式。藩镇节度使本来是中央派出的边防统兵官，后来势力膨胀，引发了安史之乱。在唐朝之后的宋朝，对藩镇模式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解决方案是建立了一个极端的分权模式。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二：设置宣政院……负责处理民族和宗教事务，这些机构的设置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的确立，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边远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等，这些机构的官员中，更多的是当地民族首领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由元代始。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宋时期边疆治理方案的利弊。(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地方管理制度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古代中国地方管理制度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交融，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 今天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是经历了很多历史阶段才逐渐成为这样的规模。它是多元部族文化和多元区域文化长期交融的结果，是一个动态的长过程。在中国历史上，整个的统一运动非常像滚雪球——现在我们需要稍作修正的是，这种雪球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东南西北中都有——但相当长时期内，中原始终是最大、最有活力的一个。其中以商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魏晋南北朝、宋元之际和清前期为最甚，至少有过五次高潮。作为这种历史运动的总结，统一的民族称谓看起来还是应该称“中华民族”。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民族的构建“多元一体”所采取的方式。(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我国民族交融的历史作用。
| A．云贵川广地区过于落后 | B．平定“三藩之乱”的需要 |
| C．加强君主专制的迫切需要 | D．加强对云贵川广地区的管辖 |
材料一 清朝是继承中国历代王朝传统而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对边疆地区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适宜边疆各民族习俗特点的管理边疆事务机构，并适时地颁布了相应的法制。清廷中央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理藩院，与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各个施政部门分工明确。
乾嘉之际，《理藩院则例》修订告成，在边疆地区正式立法，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约束各个民族地区活动，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清廷从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出发，实行“众建而分其势”的基本政策思路。一方面分化和削弱边疆民族各部上层权势，同时又刻意加以笼络和抚绥，如朝觐制度、满蒙联姻。乾隆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从俗从宜”，“各安其习”。但在强调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和制定特殊政策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各民族交流、影响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如南疆实行的回汉隔离政策、在东三省和蒙古地区实行的封禁政策，迟滞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二 在17、18世纪，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牢牢掌控着地方，地方政府仅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行使有限的权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将服务项目承包给私人部门，并把一些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变为地方治理的主体。为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害，从前的地方治理强调中央与地方的制约及同级各部门之间的分权，现在突出各治理主体间的竞争和协作关系。与传统的公众参与相比，新的参与方式使更多的低收入阶层市民进入地方公共项目的实际管理过程中。西方国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治理经验对当前中国地方治理结构的优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王堃《西方地方治理结构变迁的趋势》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代边疆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地方治理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