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为了使清政府履行众多不平等条约，他们暂时减缓了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转而寻求相互的合作，因此造成了19世纪60—70年代的中外和好之局。一部分在经世之风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体开始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悟。他们关注夷人夷事，逐渐意识到中西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由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演进到与西方展开商务贸易，酝酿并提出了“商战”思想。 “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分洋商之利”“以商敌国”“寓兵于商”等较为普遍的舆情民意反映了社会观念的新变化。清政府因此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如兴办民用工业、减免船捐、修扩船只等，借此来与洋商竞争。晚清主流外交思想开始由“剿夷抚夷”向“商战制夷”的转变。如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前，就明确希望该局“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以免各口岸轮船生意尽为洋商所占”。
——摘自闵红武《论晚清外交思想的演变历程》
材料二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和政策进行全面调整。邓小平明确提出“真正的不结盟说”。中国逐步改变了以往“联苏反美”“联美反苏”的所谓“一条线”战略，明确提出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中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抉择，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
——摘自齐鹏飞《新中国70年和平外交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六七十年代晚清外交向“商战制夷”转变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方向，并说明这一调整的历史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外交活动的主要因素。
中法建交
材料一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被西方舆论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中法建交使中国在背腹受敌的情况下，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实现了外交突破，找到了一个支持者和合作者，而且这个支持者和合作者是在西方世界中拥有传统影响力的大国。
——秦元春，徐硕《再论中法建交对中国外交环境及世界格局的影响》
材料二 对于法国准备与中国建交，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则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相对来说，其他西方国家，对于中法建交的态度采取了温和、中立的态度，表示了对法国政府采取此决策的理解。作为已经与中国存在半建交关系的英国，荷兰等国，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他们表示理解法国为何承认中国。而还未与中国建交的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国。国内出现了也要求政府承认中国的呼声。中法建交公布后，苏联的报刊强调“苏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个有利于加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的步骤。”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中法建交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多数国家都对中法建交表示支持和祝贺．普遍认为中法建交有利于世界和平。
——摘编自高嘉懿《冷战格局中的现实主义外交——中法关系史新探（1949—1969）》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中法建交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归纳国际社会对中法建交的态度，并就此指出当时世界政治发展趋势？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阐述中法建交的意义。
材料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形式上确立了欧洲大陆各国的边界，承认国际之间大小国平等、信教自由原则，揭开了欧洲近代国际关系的序幕。可是，源于布丹（Jean Bodin）的主权学说本是为了反对分裂、对抗贵族以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不仅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强调的“大小国平等”原则在“丛林法则”之下不过是一种空想。
——摘自胡建《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
材料二 同样是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继爆发，列宁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合约，宣布退出大战。1918年德国发生一月革命，社会民主党组成临时政府，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在观察和分析战争的动因和结果的过程中，中国知识人逐渐地将重心从战争转向了革命，由此引发了新的思考和分歧。战争的结束与苏联的成立，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一个短暂的时段内，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发生，它们看似截然不同，却相互关联。
——摘编自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
材料三 今天，全球治理的问题更加迫切。人类面临着更多的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涉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比如，我们要面对在一些国家盛行的狭隘民族主义，面对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冲突，面对事涉不同国家的核心利益的冲突，这些问题都不是依靠某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更多国家来参与，来共同面对这些世界性的难题。……十八大以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探索逐步开始。
——摘编自王建朗《大变局中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缘于战争的名称，简析该和约的历史作用。(2)结合所学，写出一战后成立第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性国际组织（名称）。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一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产生的影响，并列举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和政治变革”的重要表现。
(3)根据材料三，概括全球性问题“都不是依靠某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缘由。结合所学，从中国为深化周边国家关系而采取的外交方针的角度，佐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材料一二三，概括近代以来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利害关系。
材料一 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对峙时期，马歇尔计划、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计划是现代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开端。194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大力支援需要援助地区。1940年、1945年，英国通过《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重组对殖民地的发展援助。由此多边国际社会援助政经制度开始运作。新中国成立后，在面临国内经济建设困难和内政问题的双重压力时，中共领导者将国际主义义务和强烈的民族荣誉放在重要地位，肩负起帮助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和人民实现独立的责任，有效地提供对外援助。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对亚非拉的68个国家提供援助，援助领域不仅包括物资援助，还包括军事援助、卫生医疗援助、科技援助、基础水利设施援助等，新中国29年间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超四百五十亿元人民币，且多是无偿援助。
——摘编自邵艳平《新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49～1978）》
材料二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援外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后，中国开始向沿线国家提供大规模援助资源，仅2015年4月，中国就分别向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提供了460亿美元和5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援外体系显得过于庞杂，亟需变革。此外，沿线国的认可、支持与参与，意味着沿线国家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认可与支持。这有助于提升中国援外在国际援助领域中的话语权。经济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也有可能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采取的主要援助方式。就沿线的国家来看，虽然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贫困落后状态，但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其对外援助的刚性需求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中国经济援助的安抚效果在递减。
——摘编自刘方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49～1978年中国对外援助的背景和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一带一路”给中国对外援助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材料一 对中国而言，20世纪60年代的这个重大变动，促使中国外交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这个变动，中国从苏联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摆脱出来，赢得了外交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地位。对“中间地带”的重新认识，与某些发达国家的重要接触，以及最后对中美关系作出的新判断，都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现实主义因素被肯定、被坚持的过程。这个变动后，在大约5年时间里，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强的军事威胁相对抗。
材料二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即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趋势。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中国领导人强调，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稳定和发展周边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新的、最重要的发展是建立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形成了“上海五国组织”。这一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保持中国西北边陲的稳定和安宁。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除传统的双边机制外，中国越来越重视在多边机制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磋商和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中国正在着手解决一个新问题，即如何在国内已转向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互利的经贸关系，进行有效的对外援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这个重大变动”，并分析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对外关系的新趋势。
材料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经济外交的地位更趋突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合作共赢，需要“通过广泛开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来维护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经济外交就成为势所必然。因此，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成为新时期经济外交工作的合作愿景。中国开始尝试提出“新的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主张。其中，“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等由此成为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整合、塑造经济和外交目标。除此之外，中国在致力于塑造惠及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秩序的同时，也具有防止周边形成美国主导下的联盟体系、联手遏制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考量。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共十八大以来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
材料一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新中国成立后，以“一边倒”为重点的外交使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摘编自胡新民《毛泽东开创新中国和平外交事业》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国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突出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外交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不断完善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我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同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联结了遍布全球的“朋友圈”。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并展开广泛合作。
——摘编自夏自魁、骆乾《深刻理解新时代在外交工作上取得的伟大成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成就取得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八大以来外交领域的重大变化。
材料一 《史记》曰“沿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隋唐时期，部分人对海洋的潮汐运动规律认识有了理性上的提高；宋元时期已有了升降舵和多副舵的运用，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以及航迹推算，使跨洋航海的宏愿与构想得以实现。15世纪的明初，开始了历时28年的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途经多国，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绘有20页航海地图，是中国航海技术与实力的具体体现。
——摘编自何国卫《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
材料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扩展国际合作空间，缓解中国与各国海上与地缘矛盾的重要战略举措。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中国在伊朗、沙特、伊拉克等国投资了大量油田和石油炼化厂。同时，西亚、北非的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一定合作空间。南亚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带，中国可以为南亚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南亚国家的能源、剩余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得到充分发挥。但众所周知，西亚、北非地区可谓是全球政治局势最为复杂、政治风险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中国与西亚、北非地理位置间隔较远，有些国家交通设施仍不成形，存在极大的金融风险。由于南亚地区各国关系并不和谐，地域冲突、历史积怨等问题错综复杂，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想要连通铁路、公路、通信网络等设施具有很大挑战。
——摘编自毛立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试析》
(1)根据材料一、分析中国古代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所具备的条件，并理解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和现代“丝绸之路”的共同核心精神。
材料一 任何交流都是双向的、互润的，通过交流达到融合和发展。中国古代通过各民族间往来和交流，汲取别人的长处，补充和替代自己的不足，逐渐走向共同繁荣与发展。如周设官“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至唐“蕃客朝贡使至，鸿胪寺勘风俗衣服、贡献物色（物品）、道里远近，并具本国王名录报”都足以说明之。
——据张志宏《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刍议》等整理
材料二 开始于161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作为一场欧洲世俗专制王权相互争权夺利的战争，彻底打破了此前“教权高于皇权”的罗马神权统治。因此，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获得了权力和财富、脱离了教权绝对统治的各世俗政权相互形成了彼此之间相互平衡的国际关系格局，国际关系实现了“大洗牌”，……并形成了欧洲近代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
——李卓群《17—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转变》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对抗的不利局面，中国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等国家的反帝反殖民主义，同非洲很多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合作；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同西欧和日本的关系，终于在60年代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一个缺口。……世纪之交，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等一幅更多中国元素、更广合作维度、更深互动与融合的壮丽图景开始浮现，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熊雷《新中国外交60年》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掌邦国宾客之礼籍”的官职名称。根据材料一，概括鸿胪寺的主要职责。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17世纪中期欧洲国际关系“大洗牌”所带来的成果，并简要概括“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打开“一个缺口”的历史事件，并简述“世纪之交”中国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及十八大以来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外交理念和方针。
材料一 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了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一般认为是欧洲近代国际社会的开始，经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确立的维也纳体系又表现了欧洲近代国际社会的典型特征。维也纳体系虽然是保守的体系，但整个欧洲各国已经开始了由王权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进程，这一体系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并逐渐具有了现代国际社会结构的意义。
——杨国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的形成和特征》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体系逐渐替代中国传统的宗藩体系，开始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美国人丁韪良在咸丰八至九年（1858-1859）间的参政经历使他认识到中国缺乏国际法知识影响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涉，将国际法翻译成中文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和西方国家交涉的不便与矛盾。作为西方国际体系纽带的国际法著作，在他看来正是让中国进一步接受西方国家、认识西方国际社会的桥梁。1864年，《万国公法》由清政府刊定出版，国际法由此较完整地传入中国。此后，清政府依据国际法条例建立起驻外使臣制度、派遣签约全权大臣、指导具体对外交涉，对国际社会及不平等条约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且试图借助国际法抵御不平等条约中领事裁判权等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万国公法》很快传入日本、朝鲜，也是输入近代东亚的第一部国际法，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国际法学的起步与应用。
——摘编自刘婧涵《丁韪良译〈万国公法〉与晚清外交体制》
材料三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从国际法的角度说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近代国际社会的开始”。(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万国公法》引入中国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20世纪70年代打开外交新局面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