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中国外交有打开新局面的趋势 | B.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C.中苏外交关系重新恢复了正常 | D.美苏冷战局势得到了缓和 |
A.美苏争霸重心转向南亚 | B.美国已经放弃霸权主义 |
C.中美关系呈正常化趋势 | D.中国和巴基斯坦已结盟 |
A.建立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 | B.支持世界非殖民化运动 |
C.践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 | D.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趋势 |
材料一 对中国而言,20世纪60年代的这个重大变动,促使中国外交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这个变动,中国从苏联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摆脱出来,赢得了外交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地位。对“中间地带”的重新认识,与某些发达国家的重要接触,以及最后对中美关系作出的新判断,都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现实主义因素被肯定、被坚持的过程。这个变动后,在大约5年时间里,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强的军事威胁相对抗。
材料二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即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趋势。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中国领导人强调,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稳定和发展周边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新的、最重要的发展是建立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形成了“上海五国组织”。这一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保持中国西北边陲的稳定和安宁。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除传统的双边机制外,中国越来越重视在多边机制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磋商和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中国正在着手解决一个新问题,即如何在国内已转向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互利的经贸关系,进行有效的对外援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这个重大变动”,并分析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对外关系的新趋势。
中国对亚非新兴国家的新称呼
项目 | 新称呼 | 新称呼的标准 |
第一类 | “东方国家”“亚非国家” | 地理位置 |
第二类 | “独立自主国”“半独立自主国” | 国家主权独立程度 |
第三类 | “中间国家”“中立国家”“第三世界集团” | 同冷战中两大阵营的关系 |
A.顺应了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 | B.推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 |
C.构建了利于和平发展的外交话语 | D.提升了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力 |
“一带一路”英译 | “命运共同体”英译 | ||
考察时间 | 2013年8月——2017年8月 | 2011年9月——2018年4月 | |
媒体总数/个 | 6 | 7 | |
报道总数/个 | 946 | 47 | |
英国 | 态度分析 | 趋向积极,看好“一带一路”在经济层面的好处 | 趋向积极,关注“命运共同体”对金砖国家的影响 |
内涵认知 | 机遇,卓有成效的、有益的、了不起的倡议 | 以中国为中心,中国至上 |
A.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 B.得到了欧美国家舆论认可 |
C.逐步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 | D.推动了大国关系协调发展 |
A.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 B.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
C.消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限制 | D.适应了国内政治经济建设需要 |
A.反映了多极化趋势的形成 | B.促使“一边倒”政策的实施 |
C.源于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 | D.说明资本主义阵营压制中国 |
A.积极推进世界的多极化趋势 | B.一直坚持“一边倒” |
C.重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 | D.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为了使清政府履行众多不平等条约,他们暂时减缓了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转而寻求相互的合作,因此造成了19世纪60—70年代的中外和好之局。一部分在经世之风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体开始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悟。他们关注夷人夷事,逐渐意识到中西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由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演进到与西方展开商务贸易,酝酿并提出了“商战”思想。 “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分洋商之利”“以商敌国”“寓兵于商”等较为普遍的舆情民意反映了社会观念的新变化。清政府因此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如兴办民用工业、减免船捐、修扩船只等,借此来与洋商竞争。晚清主流外交思想开始由“剿夷抚夷”向“商战制夷”的转变。如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前,就明确希望该局“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以免各口岸轮船生意尽为洋商所占”。
——摘自闵红武《论晚清外交思想的演变历程》
材料二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和政策进行全面调整。邓小平明确提出“真正的不结盟说”。中国逐步改变了以往“联苏反美”“联美反苏”的所谓“一条线”战略,明确提出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中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抉择,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
——摘自齐鹏飞《新中国70年和平外交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六七十年代晚清外交向“商战制夷”转变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方向,并说明这一调整的历史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外交活动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