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439—1640年间，英国伦敦是当时欧洲鼠疫疫情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15世纪末期英国的防疫组织很不完备。措施也显得零乱分散，大多数是效仿其它国家的做法，防疫成效不大。16世纪以来，都铎政府的防疫立场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采取各种措施，建立相关机构来组织防疫。1578年以前，防疫措施主要由各郡自行制定。为了便于集中管理、统一指挥防疫工作，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被瘟疫感染人群的管理法案”。根据法令，郡治安法官全盘负责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各教区牧师、济贫理事会同看守人、检查人、监督人等定期（每周）向治安法官递交疫情报告；郡治安法官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疫情和应对措施，并及时将疫情材料   整理后汇报枢密院，以便中央及时掌握国家的疫情动向。在严酷的防疫斗争中，英国的防疫预警机制逐渐形成。英国政府还比较重视解决和瘟疫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乞丐流民问题。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将“普通税”作为济贫基金，对乞丐和流民进行救济，这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此外，英国政府还颁布了《济贫法》《习艺所法》等一系列法案，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最低的社会保障。在英国政府和民众紧密配合之下，17世纪下半期以来英国各地所发生的瘟疫明显减少。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防疫”对策》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材料一   我国自古就是瘟疫多发地区之一，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据邓拓《中国救荒史》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南宋隆兴二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

——摘编自张文《中国古代的流行病及其防范》等

材料二   霍乱于1832年在英国的首次暴发，推动了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成立；1848年再次暴发前，国会授权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中央卫生委员会颁布了公共卫生计划，利用国会授予的法律权力，在城市清除污染源，开始在全国普遍建设供水和下水道系统。19世纪末的西方大城市，无不在努力接近英国首倡的卫生和水源管理标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简单预防措施，像煮熟饮用水和周期性检测水体的细菌污染状况，也有效防范了对水媒传染病的整体接触。富裕国家赞助的一些国际行动，如请医学专家参与帮助地方当局控制病情等。此后，不仅是霍乱和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其他一般水媒传染病也在急剧减少。

——摘编自（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材料三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加强统一指挥，统筹抓好其他地区防控工作，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作为着力点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国际抗病毒研究学会主席约翰·内茨表示，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果断有力，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为国际社会的有效应对赢得了宝贵时间。

——摘编自徐惠喜《防止疫情蔓延展现负责任大国作为》

汉末疫情表（部分）

材料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疫病频发的国家，在公共危机应急救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两汉疫病流行，西汉有11次，东汉有27次。疫病爆发以后，帝王一般会下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认为疫病的流行是自己的政事有所欠缺而导致的，并大赦天下、减免赋税、举办大 型祈禳仪式。西汉元帝时，关东水灾疾疫，大量流民涌入关内，元帝诏集转运粮食给流民，并开仓赈济，赐寒衣，保证灾民能有基本的吃穿。东汉和帝永元问，曹褒官为城门校尉，“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安帝元初间，会稽大疫，政府派“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疫病”，到乡村为老百姓治病。两汉时期，从农村到城市，每逢疫情严重，惑病人增多，政府会因地制宜地腾出一些住宅作为疫病的医院，集中为他们进行治疗，以防止疫病扩散。

——摘编自刘滴川《大瘟疫 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等

材料二 晚清时期，以灾荒为代表的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日趋频仍，以瘟疫为代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此起彼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官赈为代表的传统危机应对机制渐趋衰弱，新型商人开始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新型商人文化教育程度较高，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同时具有“我本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的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 和爱国主义情怀。发生重大灾荒时，他们号召社会各阶层人民关注灾区，为灾区人民募捐 灾款和物资，义贩逐渐发展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灾荒救济形式。

——摘编自姜强《近代江南公共危机与社会应对》等

材料三 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局限在自然灾害和社会事故上。2003年“非典”后，针对危机事件的科研机构纷纷建立，在研究中各有侧重。2005年，国 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35个与公共危机管理相关的法 律法规。汶川地震时，国内媒体从中央到地方全力以赴地对地震和救灾情况进行了及时、充分、生动的报告，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凝聚到抗震救灾上，激发了整个社会强大的救灾合力。

——摘编自刘亚光《浅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