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疫情多发……唐代也不例外。尽管医疗机构很完善、发达，但仍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爆发的疫病，其中重要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均与不足。在此情况下，基层民间医疗有所开创和发展。受儒家仁政思想与佛教慈悲为怀思想的影响，唐代开办悲田病坊，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服务对象就是社会底层群体。所属关系有：一是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官府；二是僧人自行管理，经费来源于寺院。

——摘编自廖靖靖《多姿多彩的大唐风貌》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材料一   1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数，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至于对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材料三   1910年12月，鼠疫在东北大流行，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清政府派医学博士伍连德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为弄清楚病因，伍连德通过病理解剖染病死尸，发现了罪魁祸首——肺鼠疫，这是一种新型鼠疫，在人和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染源是感染了鼠疫的病人或者尸体；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士兵挨家挨户搜查，发现病人，就立刻送到防疫医院，还要用生硫黄和石炭酸给病人待过的房屋消毒，他克服重重阻力对尸体进行焚烧、掩埋；抽调士兵进行交通管制，还设计了一种成本极低、易推广使用的简易双层纱布囊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一块吸水药棉（后人称作“伍氏口罩”）。……他仅用了67天，就控制住了东北鼠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科学手段有效遏制疫情的成功案例，也是人类历史上依靠科学手段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范。

——摘自《东北鼠疫》

材料一   1439—1640年间，英国伦敦是当时欧洲鼠疫疫情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15世纪末期英国的防疫组织很不完备。措施也显得零乱分散，大多数是效仿其它国家的做法，防疫成效不大。16世纪以来，都铎政府的防疫立场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采取各种措施，建立相关机构来组织防疫。1578年以前，防疫措施主要由各郡自行制定。为了便于集中管理、统一指挥防疫工作，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被瘟疫感染人群的管理法案”。根据法令，郡治安法官全盘负责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各教区牧师、济贫理事会同看守人、检查人、监督人等定期（每周）向治安法官递交疫情报告；郡治安法官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疫情和应对措施，并及时将疫情材料   整理后汇报枢密院，以便中央及时掌握国家的疫情动向。在严酷的防疫斗争中，英国的防疫预警机制逐渐形成。英国政府还比较重视解决和瘟疫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乞丐流民问题。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将“普通税”作为济贫基金，对乞丐和流民进行救济，这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此外，英国政府还颁布了《济贫法》《习艺所法》等一系列法案，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最低的社会保障。在英国政府和民众紧密配合之下，17世纪下半期以来英国各地所发生的瘟疫明显减少。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防疫”对策》

材料一：1518年，天花传入加勒比海地区，此后不久又进入墨西哥与南美洲，无数人被夺去生命。疫情波及到的人数约占1492年（印第安）人口总数的90%。        

——摘自《剑桥插图医学史》

材料二：1831年，英国爆发霍乱。10年间，伯明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工业城市的平均死亡率从20.69‰升到30.8‰。1843年发表的《英国劳动人口环境卫生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各种传染病、地方病和其他疾病都是由腐烂的动植物、潮湿与肮脏引起、加重或传播的，与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也紧密相关”。因此，英国在1848年后通过《公共卫生法》，公共卫生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强制性责任。

——摘编自《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体系建立》

材料三：19世纪中期，李斯特发明消毒灭菌法，使术后死亡率下降到原来的1/3。普法战争中德国军医用此法挽救了很多军人的生命。1928年，英国医生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但缺乏医界支持得不到应用。1941年12月，因大量战伤感染，美军宣布青霉素为优先的军需品，药剂得到快速开发和生产。

——摘编自《剑桥插图医学史》等

材料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地时间22日告诫，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会马上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经在全球造成近260万人感染，超过18万人死亡，疫情已影响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向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呼吁，对待当前疫情要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只有遏制病毒传播才能拯救生命和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各国要加强团结，共享经验、专业知识以及其他资源，共同努力保持供应链畅通，并为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最大程度支持。

——《参考消息网》2020年4月23日报道

材料一   我国自古就是瘟疫多发地区之一，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据邓拓《中国救荒史》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南宋隆兴二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

——摘编自张文《中国古代的流行病及其防范》等

材料二   霍乱于1832年在英国的首次暴发，推动了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成立；1848年再次暴发前，国会授权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中央卫生委员会颁布了公共卫生计划，利用国会授予的法律权力，在城市清除污染源，开始在全国普遍建设供水和下水道系统。19世纪末的西方大城市，无不在努力接近英国首倡的卫生和水源管理标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简单预防措施，像煮熟饮用水和周期性检测水体的细菌污染状况，也有效防范了对水媒传染病的整体接触。富裕国家赞助的一些国际行动，如请医学专家参与帮助地方当局控制病情等。此后，不仅是霍乱和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其他一般水媒传染病也在急剧减少。

——摘编自（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材料三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加强统一指挥，统筹抓好其他地区防控工作，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作为着力点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国际抗病毒研究学会主席约翰·内茨表示，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果断有力，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为国际社会的有效应对赢得了宝贵时间。

——摘编自徐惠喜《防止疫情蔓延展现负责任大国作为》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