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摘编自李建国、范城凯《全球历次大瘟疫：起源、影响、应对及启示》等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环境污染严重，传染病肆虐成灾。1848年，英国创设了中央卫生管理机构——卫生总署，以全面介入社会公共卫生管理事务。然而，地方政府以侵犯自由和罔顾地方实际为借口，使得卫生总署的政策很难贯彻到地方。1857年，卫生总署被撤销。1858年，《地方政府法》正式赋予了地方政府清理污染物、建造公共浴池等解决当地公共卫生问题的诸多权力。1871年，议会通过《地方政府事务部法》，英国政府合并了济贫法委员会、内政部等涉及卫生管理事务的各类机构，将其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地方政府事务部，统筹负责地方政府涉及卫生健康问题的各类事务。这样，以地方政府为核心，辅以中央政府监督引导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最终建立。同时，法国、美国等国家在公共卫生问题治理上都受到了英国的影响。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二战后，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被纳入社会福利事业范畴，由联邦政府的卫生机构负责。地方政府在医疗应急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地方保护主义风气等因素塑造了“公共卫生联邦主义”，即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配合联邦政府来解决医疗补助、健康教育、卫生规划等方面的事务，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本地区利益为由拒绝配合联邦政策。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卫生从“政府统治”向“多元治理”迈进，政府依靠市场机制，利用多元主体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但依赖市场制度的弊病是，公共卫生资源和服务质量会因社会的贫富差距出现分化。同时，美国种族主义根深蒂固，有色人种难以享受与白人等同的及时治疗、低价消费处方药等卫生服务权利。卫生不公平的“痼疾”使得美国公共卫生治理困难重重。

——摘编自王聪悦《美国公共卫生治理：沿革、经验与困境》等

材料一   中世纪时，宗教医学是人们疗治病痛的主要途径。16至17世纪，瘟疫频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基督教会束手无策，神职人员纷纷死亡，民众对教会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产生怀疑。这时期医学界对疾病的认识已经向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病理观转变，建议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民众重视卫生保健，并以放血、催吐等疗法取代祈祷、观瞻圣物。政府则以医学隔离、清扫街道等手段进行防控，严禁举行相关祭祀活动。在地方政府和议会推动下，伊丽莎白女王授权枢密院编纂《政令大全》，加强对地方防疫的管理。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二   为应对西班牙流感等全球医疗和社会危机，1921年国联卫生组织成立。二战后，国际社会仍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如霍乱、鼠疫、黄热病等，亚非拉国家普遍缺乏基础医疗设施，无法有效应对，死亡率居高不下。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成立，标志着全球卫生与流行疾病控制的新时代，国际合作共识加深。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疫苗接种，处理贫穷与卫生问题，保障世界不同区域的基础医疗建设，传染病防治取得重大进展，死亡率逐步下降，之前曾威胁世界60%人口的天花基本被根除。

——摘编自[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

材料一   英国初期的防疫成果并不理想，进入封锁防疫第三周，疫情并没有得到明显控制，日检测能力未能达到预期水平，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从疫情防控有效性的角度来说，英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缺乏针对性，既没有及时阻止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又未能顺利切断传染途径，无法阻止疫情多次反复传播，甚至还因为医疗物资与床位紧缺，放任轻症患者进行居家隔离，对感染者防护措施不当，不重视病毒特性，不严格控制病毒的传播途径，不对疑似病患进行检测和救治，出入境没有设立体温监测点，不对确诊病患行动轨迹进行追踪，不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检验排查，最终导致疫情蔓延。

——摘编自李瑾《英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分析与启示》

材料二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从确保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到多措并举关心关爱抗疫一线医务人员，从加强人文关怀、组织开展心理疏导，到稳妥有序解除管控措施、逐步推进复工复产。在这场捍卫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战斗中，中国始终坚持国际合作，开展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推动联合科研攻关，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以自己的作为和担当，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战“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到中国责任！

——摘编自郑昌华《中国文化是抗疫斗争的深沉力量》

材料 张为申（1909-1966），新中国抗生素工业化生产的奠基人与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防治、抗美援朝战争需要大量廉价的抗生素。而药品进口被西方国家严密封锁。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的张为申冲破阻碍，决定回国。从菌种引进、培养、发酵、中试到药厂工业化生产，张为申皆亲力亲为。1958年，他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生素工业化生产之路，使青霉素成为物价廉的“当家药”。1958年初，张为申获得苏联赠送的红霉素菌株。红霉素等他抗生素也在他的努力下，迅速实现工业化生产，使脑膜炎、肺炎等恶疾有了效的药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迅速达到1957年的57岁称中国医药史上的伟大壮举之一。此外，张为申举办了多期全国抗生素讲习，形成了健康发展的抗生素专业队伍。

——摘编自于滨等《张为申——中国抗生素工业化生产的引路

材料一   古人强调在疾病发生前就做好预防，平时坚持体能锻炼，培补正气，才会有足够的免疫力。当疫病处于萌芽阶段时，医者会及时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至迟在秦代就制定了对疑似传染病患者的报告制度。在中国古代，商朝就有法令制裁在街道倾倒垃圾，周代设有负责道路打扫和清洁的官职，东汉时毕岚还发明了可用来在街道洒水用的机械。古代也很注意在城市建造公厕以保证卫生，强调不吃过时变质的食物，同时，中国人素有饮用热开水的习惯，并用丝布遮盖口鼻以防粉尘和口气污染。历代医学家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疫病防治经验，如东汉末年瘟疫盛行，张仲景奋力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历代医学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药方药剂，如唐代孙思邈的雄黄丸，金代刘完素的黄连解毒散，明代吴又可的达原饮，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等。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二   清末民初，教会医院的建立和西方医学的传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医生单独行医、坐堂问诊，或应邀上门服务的模式。医院里每一位新病人的姓名、个人基本信息、疾病症状、入院时间等都记录在卡片上，并交给病人，同时，每位病人的处方都被医院保留下来，以便为病人再次就诊时提供参考。改变了中国古代个体的行医行为，由最初松散的医学社团组织形式，向具有社会性质的职业或行业转变。一些教会大学开始在其内部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在教会医学校的影响下，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开办医学校。早在1907年，医学传教士创办的中华博医会华中分会印制了《免传染肺疹症之法》的传单，告诫民众注意公共卫生，不要随地吐痰，吃饭前要养成洗手的习惯，不喝生水脏水，不吃发霉、腐烂、变质的食物等。民国初年，天花、疟疾、霍乱等流行传染病频发，危害惨重，西医采用隔离、消毒等科学措施，使疫情得以控制。

——摘编自陈雁《西方医学对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材料三   自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就开展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工作，大力推行种痘，进行霍乱、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的预防接种。国家不仅注意城市公共卫生的发展，而且在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任务。这些基层机构的卫生医务人员相互配合，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公共卫生活动，成功执行公共卫生计划。通过努力，我国逐步组建了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比较完整的公共卫生机构体系。新中国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成绩和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获益”的“中国模式”，并在世界其他国家宣传和推广。

——摘编自胡克夫《试论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无疑是部极具开创性的论著，作者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的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他认为传染病乃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第一章“狩猎者”，介绍史前时代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与传染病的关系及传染病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

第二章“历史的突破”，探讨了公元前3000年—前500年间人类所遭受的疫病以及与疫病逐渐调试的过程。

第三章“欧亚疾病的大交融”，论述公元前500年—公元1200年的疫病史，提出地中海岸、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在公元200年左右已运作稳定，这暗示着在交换物资的同时，传染病也一并交换。大约在900年左右，欧亚大陆发展出了相当稳定的疫病模式，人口再度增长。

第四章“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阐述了1200年—1500年间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直到1500年前后，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陆续达至。

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讨论1500—1700年世界疫病状态。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传染病模式还出现了均质化倾向，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

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探讨1700年以后的人类疾病史。随着天花接种的发明推广、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第一次能够通过科学原理在卫生行政上的运用，彻底打败逾越传统地理疆界的传染病。但疾病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还将会和人类长久共存。

——摘编自余新忠《瘟疫与人·译者序》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瘟疫频发的时期，也是各级官府和社会力量积极治疗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宋代朝廷在防治瘟疫过程中，采取的举措主要以翰林医官院（局）或太医局“派医诊治，施散药物”为主，其中官修医学方书的编纂与推产，官府药局药品的生产与应用，新药研制和免费赐药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范围内对控制瘟疫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政府对瘟疫防治的重视又促进了官、私医书的产生，出现了许多有效的防治瘟疫的方剂。另一方面针对疫病的传染，采取了建立病房、隔离病人和掩埋尸体等措施。经济上的救助与政治上的管理也对瘟疫防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韩毅《宋代瘟疫防治及其特点》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基于根据地严重的疾疫流行状况，从抗战初期开始，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广大卫生工作人员从“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目的出发，积极开展各种卫生防疫工作。其措施主要有：建立各级卫生组织，如从1937年11月到1944年初，边区各地逐渐建立各级卫生行政机构，配备卫生专业人员，并由部队协助培训；颁布卫生防疫法规，到1942年1月，晋察冀根据地已经建立了包括报告制度、会诊制度、服药制度等较为完整的卫生行政制度，以及较为严格的各季卫生条规、条令等；开展基本卫生常识宣传和教育；实施各种卫生防疫办法，包括组建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组）创办药厂、组织中医下乡为群众治病；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如1944年太行区行唐县开展除害虫、害鸟、害兽运动。这一时期，虽然因日寇频繁扫荡、灾荒和其他因素影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未形成完整的防疫体系，但根据地积极的卫生防疫举措有力保障了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稳定

——摘编自李洪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疾疫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