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疫情多发……唐代也不例外。尽管医疗机构很完善、发达，但仍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爆发的疫病，其中重要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均与不足。在此情况下，基层民间医疗有所开创和发展。受儒家仁政思想与佛教慈悲为怀思想的影响，唐代开办悲田病坊，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服务对象就是社会底层群体。所属关系有：一是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官府；二是僧人自行管理，经费来源于寺院。

——摘编自廖靖靖《多姿多彩的大唐风貌》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据龚胜生等《中国历史时期兵疫灾害的时空变迁研究》

材料一   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虫”“蛊”“疟疾”的记载，《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等都有部分疫情记载，《五行志》里也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代本着“国以人民为本”的思想，鼓舞民众防治疫病的信心，注重防治结合。秦律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西汉时碰到疾疫，也采取了及时的隔离措施，以防传染。两宋前后设有各种职能不尽相同的医疗机构，如养济院、福田坊、将理院和安济坊等，主管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明朝涌现了大量传染病学的专家，他们总结经验，分别出版了专门研究瘟疫、痘疹、麻风病、梅毒和疟疾等传染病的医学专著，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

——摘编自王立群《历史视角看瘟疫》

材料二   公元前430年，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中，搅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一场瘟疫席卷整个雅典并导致了近1/4的居民死亡。雅典三面环山，一面傍海，淡水资源缺乏，老城区以神庙为中心，人口密度过大，新城区，遵循自然状态延伸，没有严格规划标准；民居的分布显得比较杂乱，习惯在公共场合交流、运动、参政、学习，缺乏集中社区的概念。虽然雅典人在疾病爆发初期就开展积极自救，但医护人员因缺乏防疫护具而纷纷中招。到公元前427年，肆虐雅典的瘟疫渐渐平息。希波克拉底，一面积极调查疫情，同时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利用烈焰产生的隔绝与净化空气效果，成功遏止疫情的扩散。这也成为今天预防瘟疫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