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材料   朱载堉(1532- -1611),字伯勤， 号向曲山人，明仁宗第六代孙，被封为郑王世子。朱载堉曾因父无罪被冤囚,愤而筑土室于宫门外，潜心学问，直至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下令恢复朱载埔身份。在治学方面，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烷长于音律，并与精通音律的何瑭往来甚密，他们的为人治学，对朱载堉有影响甚大。朱载堉最大贡献是在中国律学史上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朱载堉称:“《律吕精义》乃臣父遭志，而臣愚所述也"。十二平均律是现代音乐赖以存在的基础理论,深刻地影响了音乐的发展。此外。他还制造了律准、律管等乐器，考证了质、钟等古代乐器的名称、形状、音名等。历法方面，他编制了《黄钟历》等历法,对《授时历》进行了一系列修正,深入研究了回归年长度及其古今变化。在音乐实践上，他通过作曲、政编、演奏和教学、教唱活动，探索恢复旋宫古法，用精确的记谱采最民间乐曲，用民歌形式写作曲词。朱载堉是明宗室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人物。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卷》

材料 自元朝灭金，迄于元仁宗，科举制度在中原汉地停废几达一个世纪。此前元朝用人制度，高级军政官员率多出自勋贵子弟，“皆世胄焉”；中下级官员，很大一部分都由吏员晋升，选拔吏员的实际标准，经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从忽必烈时代开始，虽然历朝几次议行科举，但它总是被视为不急之务。1311年元仁宗继位。从十岁左右起，仁宗在大儒李孟的辅导下学习，被册立为太子以后，东宫的侍臣大多数是汉人。

仁宗一登基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皇庆二年，颁布行科举诏。每三年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时务策论等。“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考试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评判标准。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但是科举制度在废止数十年之后被仁宗恢复，处于压抑状态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文运将兴”的标志。

——据《元史》整理

材料 承天太后（953—1009年），名萧绰，辽景宗皇后，辽圣宗生母，自保宁元年景宗即位至圣宗统和二十七年，承天太后先后以皇后和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40年，多次击败试图夺位的宗室贵族，化解政权交接的危机。她重视人才的选拔，不但信任宗室、外戚和契丹诸部有才能的贵族，而且重视任用汉官，逐渐将科举取士作为选官方式之一，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承天太后多次以诏旨倡导忠、孝、节、义等封建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改变游牧民族中贵壮贱老、别籍异居、收母执嫂的传统，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辽与中原已十分接近。承天太后多次遣使诸道劝农，视禾稼，禁止诸军官非时畋猎妨农，制定和推行了一些保护农田、奖励垦荒和减轻赋役负担的政策和措施。辽历代皇帝都有意夺取黄河以北之地，北宋亦想收回燕云之地，承天太后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确立了兄弟之国的政治关系，划定双方边界，辽宋结束了军事对峙状态，开展互市贸易，和平友好交往，辽逐渐进入了全盛时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秋瑾，别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1896年依父母之命嫁与相潭富家子弟王廷钧。后与丈夫性格志趣无相似，感情长期不睦。1904年秋瑾终于冲破家庭束缚，毅然前往日本留学，进入青山实践女学，并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妇女革命团体"共爱会"。1907年1月，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妇女所处之悲惨境遇，而且还探讨了摆脱这种境遇的途径。首先，秋瑾自己以身作则，毅然结束不幸福的婚姻与王廷钧离婚，而且敢于仗义执言，劝导别人摆脱不平等的婚姻。其次，她在一篇演说词中号召∶"如今好学堂也多了，女子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救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呢？"而且她还提倡在中国创办女学，因为"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她自己还先后创办了明道女学，浔溪女学等。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秋瑾认为妇女只注重自身的解放还不够，还要积极参加到政治斗争中。

——摘编自杨晓梅《思潮涌动与近代中国》

8 . 【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

材料

咸丰五年（1855年），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巡抚，他认为：民乱必由官贪，民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民，而是官的贪污腐败。他来湖北后，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对那些庸官、劣官，或治罪、或撤换。人称赞道：“由于林翼之忠诚，储才之远识，果然使湖北耳目一新，人才之盛冠全国，一时为各方瞩目。”与此同时，胡林翼通过改漕章、同蜀盐、整榷务等手段岁入四百多万两银子，这些钱主要用作湘军军饷。他对绿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去弱留强，经裁撤后的绿营只剩下4000多人，与此同时，胡林翼严整军纪，严惩官兵私逃和奸淫掳掠，并以山乡农民、猎户为勇，大力扩编湘军，同时建成了自己的嫡系部队——楚军。经过胡林翼改革，把湖北“天下第一破烂鄂”变成了吏治最清明，风气最正的“天下第一富强省”，史称“湖北新政”。

（1）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分析胡林翼“湖北新政”的时代背景。

（2）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对胡林翼“湖北新政”进行简要评析。

材料   1956年行政体制改革重点是通过精简国务院所属工作部门，促使中央权力下放，扩大地方自主权。精简工作一直持续到1959年，历时3年多，其中以1958年和1959年精简的幅度最大。1958年撤销了国家建设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与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为科委；建材部、城建部并入建工部等。经过调整，部委减少8个，直属机构减少5个。1958年年底国务院设68个工作部门。1959年国务院工作部门又作了进一步调整，年底国务院设60个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比1956年减少21个。这次行政体制改革是新中国第一次自主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受各个方面条件的限制，1956年开始的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并没有进行到底。

——摘编自宋世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70年回顾与反思》

材料 蒲安臣（1820—1870），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19世纪中期蒲安臣积极参加废奴运动，参与组建了共和党。1861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1865年8月，蒲安臣把《万国律例》送给总理衡门“参酌援引”，使新任普鲁士公使被迫让步。

1867年清政府准备派团出使外国，蒲安臣被任命为中国首任全权使节。1868年7月，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国近代首个对等条约《蒲安臣条约》。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得到廉价的华工，解决了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此后，蒲安臣代表中国与英、法、普等国先后签订了类似条约，但俄国在会谈中竭力回避中俄领土纠纷等实质内容，令蒲安臣心情抑郁愁闷，不久病逝。清政府为表彰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授予一品官街并发放抚恤金一万两白银。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