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北魏孝文帝上台以后，对法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鲜卑拓跋部依据旧有习惯法原只“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直到太和中期，孝文帝诏群臣议定官制，中央设有廷尉、御史中尉、五局司直、廷尉正监评等官职， 地方由州牧、刺史、太守等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延兴四年（474）孝文帝下令凡“狱有大疑，乃平议焉”，“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不得疑奏。”又诏曰：“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太和三年（479）“令中书令高间集中秘官，制定法律”，对违反礼教的做法，都要以违法行为来处置。在实行均田令的同时， 孝文帝于太和十年（486）、十一年（487） 连续下诏：“凡轻系之囚，宜速决之，无令薄罪久留狱扦。”以此解脱一些无罪或轻罪被囚的犯人， 增加劳动人手，恢复农业生产。北魏律定本，成为了北周与北齐的法律制度源头。

——摘编自邓奕琦《北朝法制研究》

材料 渥巴锡（1743-1775）清代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自十七世纪土尔扈特部迁居伏尔加河流域以来，沙皇俄国便“想把势力伸向这些新的属民”，“永远不当谁的奴隶”成为一代代土尔扈特人的心声。1761 年渥巴锡执政，沙俄当局利用汗位交替的动荡局面，实行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提出“征兵求质”的要求，促使渥巴锡做出抉择：武装反抗、东返祖邦，以求生存！为此他佯装配合，麻痹沙俄当局，为起义赢得准备时间。在部落拥有重要地位的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人辅助渥巴锡制定了详细的东归计划。1770 年 11 月，在“必须回击哥萨克侵袭的借口下”，乘敌不备先发制人，发动起义，以最快的速度抢渡乌拉尔河。期间他亲率主力突破敌人包围，带领民众克服严寒、戈壁、瘟疫等灾祸。1771 年 4月，乾隆得知土尔扈特举部东返，与沙俄交涉“其已入我界，则尔等不得任意于我界内追逐，决然不成，必与尔等交战”。东归后，渥巴锡等少数王公贵族受到了清政府的封赏，其人民被安置于不同游牧地，并设立蒙旗制度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

——摘编自马汝珩、马大正《试论渥巴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