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魏晋“八议”制度源于周朝的“八辟”制度，秦时因法家学说占主导而被废除，西汉时被再次采用。曹魏时，陈群等人将“八议”制度首次写进法典，后为各朝律法所沿用。据记载，魏晋时期，“八议”导致“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的事情屡见不鲜，《北史》中也有北魏大臣获得“八议”特权而骄横的记载。如权贵杜恕虽犯法但因其父杜畿曾经“受诏作御楼船，在陶河试船，逼风没”，只是被免为庶人，贬谪到章武郡。魏晋时期，“诏教与东阳王教同人八议，永受复除”，诸如此类皇帝授予宗亲和大臣“八议”之权的例子也十分常见。魏晋虽然在律法中规定了“八议”，但多语焉不详，法律多为具文，直到唐代，《唐律疏议》对“八议”适用的范围有所限制，才对“八议”的适用情况进行明确的规定。

——摘编自张潇《浅柝魏晋时期“八议”制度的特点》

材料 胡政之（1889—1949），四川成都人，1916年他受聘出任《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从此一生以办报为业。当时的人们把眼睛只盯住政治舞台，他却推出“实业专纪”和“教育专纪”；随后开辟“特别记载”栏目，话题涉及财政、社会、外交等无所不包。1926年，胡政之联合吴鼎昌、张季鸾开办新记《大公报》，提出“一国之内如有新闻自由，它的政治必能相当清明。”他先后组织制定《大公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规章》等，创造性地向有特殊劳绩的员工赠予本报劳绩股，发展并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人才。抗战爆发后， 《大公报》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1938年，胡政之发表《本报发行香港版声明》：“……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中的渺小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人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枝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

——摘编自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