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温汝适（1754～1820年），清朝乾隆年间进士。嘉庆九年，针对广东海盗活动，时任督察院副御史的温汝适提出改官盐陆运为海运，厉行保甲制以肃清海盗内应，并举办团练，改良水师武备等军事设施，朝廷据此作出相应部署，招抚了两大海盗集团。嘉庆十三年，英国军舰驶进澳门，觊觎香洲，局面越来越被动。温汝适一方面弹劾两广总督的失职行为，另一方面条陈克敌制胜方略，迅速缓解了局势。朝廷遂改调温汝适出任兵部侍郎。嘉庆二十三年，温汝适休官回顺德期间，当地发生水灾，田庐被毁。温汝适出面募集款项，同时通过嘉庆帝无息借出国库白银8万两贷给商户，每年得息9600两，以5000两还债，4600两拨作堤围岁修经费。自此以后，该堤段长期安然无恙。

——摘编自《顺德县志》等

材料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面对“太学有教导之官而未尝严其选”“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等状，熙宁四年十月，改组太学，按照学生的文化程度，将学生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等，分舍进行教学。学生升舍，必须经过严格的月考、岁考，成绩优良者升舍。升入上舍的学生，学习两年后举行毕业考试，成绩优异者，就可直接授官，免去乡试、省试。此外，太学选聘全国名师，日渐成为全国最高学府。

——摘编自吕文奎《试论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思想》

材料　　魏晋“八议”制度源于周朝的“八辟”制度，秦时因法家学说占主导而被废除，西汉时被再次采用。曹魏时，陈群等人将“八议”制度首次写进法典，后为各朝律法所沿用。据记载，魏晋时期，“八议”导致“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的事情屡见不鲜，《北史》中也有北魏大臣获得“八议”特权而骄横的记载。如权贵杜恕虽犯法但因其父杜畿曾经“受诏作御楼船，在陶河试船，逼风没”，只是被免为庶人，贬谪到章武郡。魏晋时期，“诏教与东阳王教同人八议，永受复除”，诸如此类皇帝授予宗亲和大臣“八议”之权的例子也十分常见。魏晋虽然在律法中规定了“八议”，但多语焉不详，法律多为具文，直到唐代，《唐律疏议》对“八议”适用的范围有所限制，才对“八议”的适用情况进行明确的规定。

——摘编自张潇《浅柝魏晋时期“八议”制度的特点》

材料   北魏孝文帝上台以后，对法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鲜卑拓跋部依据旧有习惯法原只“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直到太和中期，孝文帝诏群臣议定官制，中央设有廷尉、御史中尉、五局司直、廷尉正监评等官职， 地方由州牧、刺史、太守等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延兴四年（474）孝文帝下令凡“狱有大疑，乃平议焉”，“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不得疑奏。”又诏曰：“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太和三年（479）“令中书令高间集中秘官，制定法律”，对违反礼教的做法，都要以违法行为来处置。在实行均田令的同时， 孝文帝于太和十年（486）、十一年（487） 连续下诏：“凡轻系之囚，宜速决之，无令薄罪久留狱扦。”以此解脱一些无罪或轻罪被囚的犯人， 增加劳动人手，恢复农业生产。北魏律定本，成为了北周与北齐的法律制度源头。

——摘编自邓奕琦《北朝法制研究》

材料 胡政之（1889—1949），四川成都人，1916年他受聘出任《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从此一生以办报为业。当时的人们把眼睛只盯住政治舞台，他却推出“实业专纪”和“教育专纪”；随后开辟“特别记载”栏目，话题涉及财政、社会、外交等无所不包。1926年，胡政之联合吴鼎昌、张季鸾开办新记《大公报》，提出“一国之内如有新闻自由，它的政治必能相当清明。”他先后组织制定《大公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规章》等，创造性地向有特殊劳绩的员工赠予本报劳绩股，发展并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人才。抗战爆发后， 《大公报》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1938年，胡政之发表《本报发行香港版声明》：“……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中的渺小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人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枝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

——摘编自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

材料 渥巴锡（1743-1775）清代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自十七世纪土尔扈特部迁居伏尔加河流域以来，沙皇俄国便“想把势力伸向这些新的属民”，“永远不当谁的奴隶”成为一代代土尔扈特人的心声。1761 年渥巴锡执政，沙俄当局利用汗位交替的动荡局面，实行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提出“征兵求质”的要求，促使渥巴锡做出抉择：武装反抗、东返祖邦，以求生存！为此他佯装配合，麻痹沙俄当局，为起义赢得准备时间。在部落拥有重要地位的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人辅助渥巴锡制定了详细的东归计划。1770 年 11 月，在“必须回击哥萨克侵袭的借口下”，乘敌不备先发制人，发动起义，以最快的速度抢渡乌拉尔河。期间他亲率主力突破敌人包围，带领民众克服严寒、戈壁、瘟疫等灾祸。1771 年 4月，乾隆得知土尔扈特举部东返，与沙俄交涉“其已入我界，则尔等不得任意于我界内追逐，决然不成，必与尔等交战”。东归后，渥巴锡等少数王公贵族受到了清政府的封赏，其人民被安置于不同游牧地，并设立蒙旗制度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

——摘编自马汝珩、马大正《试论渥巴锡》

材料   北宋进一步改革了医疗福利制度。设立翰林医官院为中央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官，政府要求这些机构“散药饵以救民”。医疗福利制度主要由政府建立，而宗族、邻里等组建的民间机构也发挥了辅佐作用。北宋医疗福利机构主要服务于皇族、官员、军人和处于贫苦状态的平民百姓。其中皇族、官员、军人享有较高水平和较为全面的医疗福利保障，而对贫民则通过安济坊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北宋还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病者利益不受侵害。王安石新法中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禁止不法商贩操纵药物，以假药、次药牟利坑害百姓。

——摘编自杜菁《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