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维持着一个以编户齐民为基本单位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自由占取土地，但只能占取本户现有劳动力可能耕种的面积，也因为地多人少，无地之民可以占领荒地耕种，无须以其他方式出卖其劳动力，所以此时绝大多数的农户都是自耕农，所据有的耕地面积也是相对平均。然而这种平均分配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一旦荒地被占取尽净，土地又恢复为稀有生产要素，企图扩充农场之人只能从他人手中购入土地，于是分化过程便开始了。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战乱和改朝换代，都会出现大量荒地，供人自由开垦，便形成一次地权的再分配，也就是农村分化的新起点。对于农村中的分化过程，有些人曾经强烈地表示不满，主张实行限田政策，但是在大部分时间政府都不曾认真实行平均地权的办法，一切听其自然。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在进入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地矛盾逐渐凸显。一方面，地主们占有大量的未开发土地（拥地自重），而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破产。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都被分给自耕农，此后的农田买卖都有新立法的限制，农村中土地投资的大门从此被关闭……由于土地政策的挑战，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被迫转移到城市的工商业中去，这些原来的地主摇身一变而为成功的城市新兴工业的企业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十来年表现的成果几乎全部导源于农民工作积极性之提高。换言之，全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幅升高。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   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以夫权为中心，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把妇女压迫在社会最底层，并剥夺男女婚姻自由。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就把领导全国妇女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中央苏区时期，根据现实需要，各级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从婚姻原则、婚姻缔结与解除的条件及程序、财产和子女问题、特殊群体的婚姻问题等方面对民众婚姻进行规范。规定男女平均分配土地，同工同酬，享受同样的劳动保护。《婚姻条例》还特别规定，禁止招收女工从事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作，并对妇女的产期、哺乳期等予以特殊照顾。获得解放的苏区妇女真正成为了红色政权的“半边天”。

——摘编自庄秋菊《中央苏区婚姻政策的历史考察》

材料 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掌握中枢大权之后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万历元年，他提出“考成法”，加强对官员的考察。考察的方法，是逐级考核。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及六部稽查巡抚、巡按，抚、按考察地方官员。此外，建立了随事考成的制度，要求各衙门将逐日的章奏登记，立文册两本，一送六科，一送内阁，实行一件，注销一件，每年每月针对事情的完成程度加以考察。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派戚继光在蓟镇整顿防务，修筑边墙，派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裁减冗官冗费，甚至要求皇室节省开支，积极清理历年拖欠的税赋。重新清丈全国土地。从万历六年到万历十一年，清丈基本结束。清丈后的田地总量，比弘治时期的田地总量多了300万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一条鞭法的实质，是赋役合并、一概折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它使原先繁多的杂税归于一条，又将原先按丁征收的役改由丁、田分担。

——摘编自社会科学院《简明中国历史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