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因年代久远已无法真正揭示历史真相 | B.属于研究亚历山大帝国的第一手史料 |
C.为研究古代文明扩展提供了图像史料 | D.具有极其珍贵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
材料 建国后工人的口述史
口述内容 | 口述人 |
那个时候宣传我们是主人……那个时候干活不是谋生,是一心为把鞍钢、把国家的企业、把国家的事办好。 |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鞍钢工人MCX |
班长可以当一日制的厂长,你对厂子有什么要求、合理化建议,你可以提,比如说生产上存在问题,技术上管理上存在什么问题。 |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鞍钢工人TCK |
基本上拖厂职工的孩子都要在拖厂,从哺育室、幼儿园、小学到高中,都比较齐全。 |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一拖工人DJT |
当时市里面来人给我们开动员大会,号召我们现在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毛主席说三线建设去的是好人好马好设备。 | 1964年启动的“三线建设”贵州工人YFY |
——摘编自周晓虹主编《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建国后初期工人的身份地位,并加以解读。
(2)研究新中国工业建设时,你如何看待工人口述史的史料价值。
在戊戌变法运动的研究中,围绕“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的“密诏”问题,史界多有争论。由于“密诏”的面世有不同来源和不同版本,故有“真本”与“伪本”之说,甚至也有认为“密诏”本身并不存在,是“伪作”。
据学者梳理,“密诏”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之子,一是康有为,两者均称“密诏”为光绪帝直接颁谕所得。
材料一 1898年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登载康有为所持“密诏”: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材料二 1909年,杨锐之子杨庆昶呈缴都察院存录的“密诏”: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1)比较两份“密诏”的内容,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如果“密诏”确实存在,你认为哪一份“密诏”更接近光绪帝原意?为什么?
(3)就史料而言,两份“密诏”的价值何在?
“二三年间,开阖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数十百事交举并做,欲以岁月变化天下。” | (北宋)刘挚忠肃集》 |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
“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 (晚清)梁启超《王安石传》 |
A.《忠肃集》是北宋人撰写,作者的评价权威公正 |
B.《鹤林玉露》属于文学作品,没有任何史料价值 |
C.《王安石传》为近代学者所著,其评价全面客观 |
D.对事件的评价往往具有主观色彩并打上时代烙印 |
A.出土文献基本印证了传世文献 | B.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相对较高 |
C.出土文献需要进行真伪的辨析 | D.出土文献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认识 |
A.该史料有待和其他史料相互印证 |
B.作者亲身经历说明该史料真实可信 |
C.回忆录属文学作品没有历史价值 |
D.该史料完整地记录一大迁址的原因 |
A.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 B.还原了战场上的残酷局面 |
C.代表了秦朝民营手工业成就 | D.成为陵墓雕塑艺术的发端 |
A.文献史料并不可信 | B.考古发现推动历史研究 |
C.考古发现价值更高 | D.多种史料得到相互印证 |
A.利簋铭文的史料价值高于《尚书》 | B.利簋反映了商代青铜制作的水平 |
C.铭文标志着中国汉字走向成熟 | D.铭文记载了历史事件武王克商 |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己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指出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有何不同?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反应。
(2)材料一、材料二两则材料相比较,哪则材料更具史料价值?请说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