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西周亡于戎狄东侵，四方民族开始由四方向中原逐鹿，戎起于西而东向祸周，狄起于北而东向侵邢、卫、齐、鲁，又南下祸周、郑。荆蛮自南北上，侵郑窥周又东与吴争两淮。东夷自山东半岛南下淮南、皖北。吴越起于江浙而北上黄池、徐州争盟。四方民族的入侵，在中原出现抵御入侵的战争，这样形成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轮流坐庄的霸主政治。四方民族和中原人民充分地交流，加速了蛮夷戎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进一步消除了民族间的差异，为华夏族的形成积蓄了丰厚的基础。长期的斗争促进了我国社会制度的转变，积极地促成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的形成。

——摘编自郑梅玲《论春秋时期民族的迁徙转化》

材料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都相继成为直接作战的战场。1937年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自此始，国民政府各机关陆续踏上西迁之旅。工人、学生、难民等，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往西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大后方地区，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人口内迁运动。

——摘编自谭刚《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材料一   西周的建立及其分封制下的政权建构模式，将被征服的方国和族群在政治上卷入周政与周制的管理体系中。原先以血缘为族群壁垒的状态被打破。在统一的王权政治下，各非周族群都以政治上的从周感超过了之前狭隘的“我族”心理与认知。或者说，周所建立的“单血缘支配的社会”超越了每一个族群中血缘组织的力量，以分封制的形式贯彻了王权至高无上的理念。正是在这种统一政治认同下，每一个血缘邦族的“小我”力量弱化，一个政治体推动的“华夏”建立起来。

材料二   秦立国时辟在西戎，长期与异族群相处。至战国时，除了以一套郡县制的行政建制履行政治集权统治和对异族群的管理之外，还有一套在非华夏族群地区施行的行政建制，如“属邦”“臣邦”“外臣邦”“道”。“道”是秦政权直接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区域。它既体现了政治一体化在边域的扩张，同时也意味着族群在政治制度的推动下逐渐“内附”，并有一部分族群逐渐趋于华夏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乔传宁《周秦时代政治变革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