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现象黄帝也被建构为“华夏”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华夏”建构谱系化，影响了魏晋时期“五胡”基于“入主中国”的政治目的而对黄帝的攀附。这样就使得“夷狄入中国而主天下”之后，不自觉地继承此前的“华夏”共同体意识。……五代之后，主导中国疆域形成的力量由“夏”转“夷”。“夷”接受“华夏-汉”的“天下”观和政治经验，模仿“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加以补充、丰富、扩大，“中国”开始由狭义的、单一文化定义上的“中国”，转向国土意义上的、文化多元的“中国”。“华夏”的扩大，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前现代基础。
——摘编自吴启讷《族群政治型态的流变与中国历史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1492年之前，北美大陆生活着多样化的土著美洲人族群，使用250多种语言。16世纪初至17世纪末，西欧移民和非洲奴隶大量涌入。到1776年北美宣布独立时，形成了以欧裔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流的“多族化"。一战时，大量南欧、北欧移民，甚至东欧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等为逃避战乱，不断涌入美国，打破了以西欧为主的移民格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族裔政治行动唤起了美国族群争取“少数权利”的觉醒，到70年代，拉美裔和亚裔移民的涌入改变着以白人为主的移民结构。2010年，“多族化”结构转向拉美裔、非裔、亚裔的混合化模式，族群社区构成了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群。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以族群和文化差异为基础的“多族化”发展，促就了多元文化主义观念的广泛传播，为美国族群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如今，美国“多族化”问题凸显，消解着美利坚民族的公共文化和共同价值，使美国日益陷于族群冲突和社会失序的境地。
——摘编自张飞《论美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的互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族群交流的特点，并简析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美国族群关系走向有何不同之处，试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春秋时期民族关系不是强调血统与种族之差异，而是以文化礼仪作为华夷区分的标准，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中融合了众多其他种族或部族。如秦，本为西戎，最终统一六国，建立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此后，“华夷观”逐步形成一套中国化的民族思想：强调四周民族与华夏的不同，凡文化习俗不同者，皆目为夷狄。第二、夷夏之防。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既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也会给中原农耕经济造成破坏。因此防止少数民族冲击中原便成为历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三，用夏变夷。统治者将经济文化上的先进落后关系指称为文化上的尊卑关系，把少数民族内附称为“归化”或“内化”。
——摘编自霍维洮、马艾《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
材料二 在近代中国，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精英将西方经典民族形成理论中国化，提出“保国保种”“爱国爱种”的思想意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宣布“五族共和”，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后来孙中山制定了22行省外加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联合建国方案；中共制定了由“民族自决”“联邦制”发展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建国方案。在中国各民族的前途问题上，孙中山提出过“振兴中华”的目标；中共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中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上述民族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意图充分显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建立主权国家伴随着中华民族“自觉”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赵刚《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华夷观”民族关系思想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
3 . 材料 古代中国对夷夏的区分还有其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重文化而非重种族的区分标准。孔子都没有把夷当作异类，甚至认为，只要“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按：上古时代，炎黄族群和东夷族群长期竞争），而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可是他们都在“中国”（指华夏地区）行仁政，就都成了圣人。其一是，夷变夏和夏变夷的事例太多。……其二是，夷夏之间的交往和婚姻很多。晋文公的母亲无疑是夷狄，可是又姓姬，与周王和晋君都同姓，所以这一支戎在历史上可能与周有血缘关系。由于这两种情况，人们很难以种族或血统来确指谁为夷谁为夏。于是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自然地就成了区分夷夏的标准了。以文化为标准的夷夏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对中国以后的历史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
依据材料结合教材历史纵横，理解文化认同在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礼记·王制》
材料二 “青牛白马”传说是契丹传统的族源意识，但耶律俨所撰《皇朝实录》称“辽为轩辕后”，而元末史学家追溯契丹祖源时亦称契丹“出自炎帝”。辽太宗从后晋末帝手中获取“秦传国玺”后，自认为“天子符瑞”尽归于辽，入主中原、绍继正统就是理所当然。辽人碑刻常见“南瞻部州大契丹国”“南赡部州大辽国”等佛家用语。
注：在佛教地理观念中，古代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之南赡部洲，辽人自称“南赡（瞻）部州”。
——摘编自高福顺《辽宋夏金时期内聚性不断增强》载《历史评论》2021第3期
(1)分析《礼记》中划分族群的主要依据，并分析族群划分的原因。(2)概括辽人族源意识的特点和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大国争霸战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却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中国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循用西洋之法以求逐渐富强，否则中国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这种交易进化的历史观，朦胧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的发展变化，指出这种观念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华夷”世界观的新特点，举例说明洋务派基于这种新世界观所作的努力。
材料一 秦汉之前的姓氏谱系原本是多元的。 汉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黄帝为主支谱系的文化认同。《史记》将《五帝本纪》作为中国历史之开篇,又以黄帝为五帝之首。据《史记》记载,黄帝的后人有两大分支;一是黄帝一昌意- +颛顼(舜、禹);二是黄帝一玄嚣- -嬌极- -帝喾(尧、商、周)。在汉代，不仅尧、舜、禹、商、周为黄帝后裔,就连楚、越、匈奴也被《史记》纳入黄帝谱系。如“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然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以黄帝为始祖的姓氏谱系，固然有以血缘为纽带的色彩，但实质上属于文化内聚。汉高祖称帝前,曾公开祭拜黄帝。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与黄帝总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对于黄帝的文化认同也成为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源泉。
——摘编自李俊《炎黄文化与民族认同》等
材料二 19 世纪末20世纪初,一股“黄帝热”在中华大地兴起。不同版本的黄帝肖像画公开发行,有关黄帝事迹的书籍多次出版,很多有识之士主张采用黄帝纪年。1903 年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说》指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他还谈及使用“黄帝纪年”的三大好处:一是“黄帝之前,历史事实少,孔子之前,历史之事实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二是“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三是“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公纪年用黄帝,则君主专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在清末的十余年间,黄帝纪年成为革命时尚。
——摘编自张新斌《百余年来“黄帝纪年”倡行的两次高潮及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以来黄帝文化认同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黄帝热”不同于汉代之处并分析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