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主张的不同。(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经济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指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政治动荡、分裂混战时期，但同时亦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精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个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这一时代中国文化大发展的社会背景。
材料二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中央集权寻找意识形态的支撑。运用政权力量控制意识形态,其实是法家的发明，商鞅、韩非、李斯都精于此道，秦始皇根据他们的理论，用“焚书坑儒”的手段控制意识形态,并不成功。汉武帝用功名利禄来引诱士人——只有精通儒家经学才可以进入仕途，把士人的聪明才智束缚于儒家经学之中，专注于诠释章句。他的这套衣钵，为后来很多治国者所继承。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2)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和秦始皇控制意识形态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材料三 且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置四海之困穷不言……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无见其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
人类最初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个时间，不存在私有制和不平等，私有制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平等，国家是因订立契约而产生，人民是制订契约的主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能高于法律。
——卢梭
(3)依据材料结合所学，概括二者的思想观点，并说明二者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战争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特别是战国时期，天下大乱，不但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所有一切旧的“纳民于轨物”的东西都失去了约束力。……在参加争鸣的诸子百家中，没有谁不提出一套社会改革方案的。经过百家争鸣，宗教、哲学、政治、伦理学说真正达到了结构化、体系化。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社会政治理论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无法逃避他们的时代使命。……百家争鸣，代表着成熟形态的中国文化的源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世纪！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材料二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个体公民的福祉取决于城邦的兴衰，城邦的兴衰取决于道德的兴衰，道德的兴衰取决于城邦公民灵魂之善恶。因此，希腊人文主义者全部激情的焦点在于对灵魂的塑造、对心灵的关切以及培养人的理性的高贵，以实现理性基础上的个人与自身、个人与城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古典人文主义的初衷是解决雅典城邦危机，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它确立了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原则，创立了一种理性精神的美。这种普遍性原则使希腊人文精神不仅属于希腊民族，而且成为了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持续。
——黄伊梅《希腊古典人文主义的内涵与特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出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材料二 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地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要。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从而推动百家争鸣的产生和发展。
——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1）请指出材料一图中①②③④诸侯国的名称。结合所学简述该时期的兼并战争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2）依据材料二归纳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商鞅为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需要在富国方面采取的改革措施。
| A．分封制度的崩溃 | B．商鞅变法的作用 |
| C．兼并战争的后果 | D．百家争鸣的原因 |
材料一 战国时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人才，这些人才大多数都来自于士阶层。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士人求仕最常用的办法是游说自荐。一个普通士人若通过游说国君，即可骤列高位，拔居要津。如商鞅初入秦就是通过游说得到秦孝公重用。……随着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收有门徒的士人往往被尊为“夫子”，其“率徒讲学，辩其谈说”，声势比一般士人更盛。各国养士之风盛行，最著者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名流荟萃。其他如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中（申）君，食客都达3000人以上。战国士人有着较强的自尊自主意识，号称“从道不从君”，在后世大一统专制王朝的统治中，这种意识仍然长期存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
——班固《汉书·儒林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活跃的原因，并简要说明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文化”中分别代表“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的思想流派及代表人物。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西汉儒学繁盛的原因，以及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的“食田”，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作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战国之际，“士”发生了分化，既无田可食，又失去原来的职守，成为传授知识的教师或主持仪式的赞礼人，于是“士”就成为知识分子的统称。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汉朝皇帝的高招是，延揽始终坚持封建制度的学派来支持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国家的理念逐渐与这个文人阶层和儒家信徒紧密结合起来。这个文人阶层原来捍卫的是旧封建制锻度，但是在此之后，他们一直反对任何分裂活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士”社会地位转变的原因。指出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士”追求的目标。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时期促使儒家信徒的国家理念发生变化的措施及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时期，王室衰弱，一些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趁机割据一方，并以武力控制周边的中小诸侯，形成了自己的霸业。诸侯国内部权力下移，以臣弑君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战国时期，诸侯纷纷称王，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春秋后期，周王室更加衰落，无力维护“学在官府”的体制，私人讲学兴起。进入战国，各国统治者纷纷招揽人才，一些大贵族还以养士竞争高下。
——摘编自蒋重跃《从历史印迹中走来的世界˙中国篇》
材料二 秦国商鞅变法取得了很大成果，“富国强民”的法家政策在秦得到实现。秦国地理位置优越，攻守均得其便，战国时期，国都未被他国攻破的只有秦国。秦国内部纷争较少，从秦献公时起的150年中，献公、孝公、惠文王、昭王、秦王嬴政几代君主在位的年代比较长，内部相对稳定。武王、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但也没有因王位的继承而引起内部分裂。总之，秦统一中国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优势造成的结果。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三 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至东汉末，全国百余郡，实施统一制度、法令。通过察举制度的实施，构建起研习儒经、崇尚教化、执行统一政策的士大夫官僚队伍。汉朝盛时“编户齐民”有5900多万人，儒家倡导的忠义孝悌等伦理，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经历两汉四个多世纪的统治，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
——据《汉书》《后汉书》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礼崩乐坏”的具体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礼崩乐坏”带来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能够实现统一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汉朝国家治理的特点。
材料一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局面，各家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孟子认为“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韩非认为“以法为教”“法不阿贵”，墨子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学说的萌芽状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1）据材料一分析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春秋战国时期道、儒、墨、法四种思想流派的治国主张。
（3）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百家争鸣的意义。
材料一 大黄金时代中的平民却可重新获得知识技能，爬到贵族地位，担任政府官员和积累财富，世袭贵族统治瓦解后各种新的哲学、政治、道德观念纷纷涌现……春秋战国的吞并战争在公元前三世纪结束时，大黄金时代达到巅峰。
——据柏杨《中国人史纲》
材料二 1901——1928年天津工业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清政府）在“实业救国”的社会议论压力下发布“新政”上谕，颁布了一些促进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如设立专门管理工商业和教育事务的机构，制定各种政策性鼓励兴办工商业的章程。附近农村剩余人口流向城市，成为兴建企业的廉价劳动力，附近农村成为企业商品的销售市场。大规模收回“利权运动”使外货输入量急剧下降。新政时期华北局势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乱。后来，一战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大量牵制了列强力量，各界人士的反帝斗争和抵制洋货运动，都给它们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据陈迪新《天津近代工业的黄金时期工业概况及原因浅析》
材料三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是英国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社会迅速发展转型，一举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出身高贵、温文尔雅、衣食无忧、教养良好等绅士理念逐渐弱化，边沁和穆勒提出的功利主义伦理道德观成为信条，形成所谓“维多利亚主义”道德风尚。
——据李增、龙瑞翠《英国“黄金时代”道德风尚之流变》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黄金时代的认识，要求史论结合，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表述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