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创办学园，以私人学者的身份主持学园进行讲学，传授自己的思想。学园在“三艺”课程，即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的基础上，增加了“四艺”，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学园讲课方式是采用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在共同讨论问题的过程中，通过辩论、讨论，使学生明白道理，获得知识。柏拉图在学园中对于学术思想也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允许不同的思想存在。柏拉图在讲学的同时著书立说，如《理想国》《法律篇》等都是在学园时期写成的。学园的目的就是要为城邦培养政治人才，讲述治国术，追求“理想国”的实现。学园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如亚里士多德、立体几何的创始人泰阿泰德等。雅典学园成为当时希腊世界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心，被后人认为是欧洲第一所大学，并对中世纪大学和近代大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覃昕《柏拉图学院钩沉》

材料二 始建于公元前374年齐桓公田午时期的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稷下学宫通过优厚的俸禄和待遇招揽天下有识之士，承担当时齐国君主政治智囊团的角色。游学是稷下学宫独特的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教师可以在稷下自由招生讲学.稷下学宫还定期举行讲演、讨论、辩论之类的学术交流会。稷下学宫的先生还纷纷著书立说，著作颇丰，例如《管子》《荀子》等三百余篇，分属儒、道、阴阳、法诸家.稷下学宫培育出了淳于髡、邹衍、荀子等一大批集大成式的学派代表人物和思想家，为战国思想学术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摘编自王志民《世界教育史上的双子星曜》

材料一   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引起学术文化发生巨大变动，官学衰败，民间私学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司马谈评价各学派时提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在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各家学说各有侧重，有侧重于道德政治学说的，如儒家、墨家；有侧重于政治、军事之实事的，如法家、纵横家；有侧重于明辩逻辑的，如名家；道家主张“无为”，但其中心要义也还是“为治”。即使是哲学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也都是固绕着“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心。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来自民间，以道家思想为主，整合了阴阳、儒、法等各家，但它只是社会普遍认可的思潮，没有被官方确立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形态。到汉武帝继位后，在董仲舒等儒家信徒的辅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初步确立了儒家官学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其后几千年儒家学说独尊的地位。当然被独尊的儒学，并不仅仅是先秦儒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融合先秦诸子学说的基础上，顺应现实而做出的思想重大发展。

——摘编自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

材料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到战国时期，社会上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道、墨、法、阴阳、兵、纵横家等，各派各家都广收门徒、著书立说，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又相互影响。使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空前繁荣景象。

——朱绍侯、齐涛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