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以一千钱装为一畚，用其令、丞的印封缄）……钱善不善，杂实之（钱质好坏都应装在一起）。出钱，献封丞、令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不敢选择）。

——摘编自《金布律》

材料二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放弃了国家铸造铜钱的权力，开放私人制造货币……政府拿不出足够的铜来铸钱、发行货币，把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交给有铜矿的地方势力。虽然吕后在位时曾收回铸币权，但汉文帝时又重新允许民间私铸铜钱。《西京杂记》第三卷也曾提及“吴王（刘濞）亦有铜山铸钱”。《古泉大辞典补遗》载：蒋伯斧所藏“高抑四铢”“临菑四铢”“阳丘四铢”“东阿四铢”“宜阳四铢”“姑幕四铢”，皆出于齐地。汉武帝在位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最后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汉武帝又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统一发行货币，从而防止了又一次恶性金融膨胀。

——摘编自边东平《西汉萌芽的金融膨胀与应对之策》

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材料一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社会，个人都依附于某种天然的共同体，包括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天然共同体和拟制的血缘共同体。最初的人类还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非常之弱。个人完全融于天然的共同体里面。当国家产生后，国家就分享了个人的认同和忠诚，削弱了个人对部落、氏族等天然血缘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有了国家之后，氏族和部落就由贵族来代表，个人依附于贵族，贵族再依附于更大的贵族即国王。个人与部落的关系演变成“家族（个人）——诸侯（贵族）——国家（国王）”的关系。秦晖讲的中国的“周秦之安”是削弱了贵族，除掉了贵族这个中间隔层，无数的小共同体（家族）被官僚制整合进大共同体国家之中。社会组织向西极分化，一极是强大的国家，另一极是底层无数的家庭或家族。虽然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中间组织，但作用有限，一般是辅助性的。

——摘编自丛日云VS秦晖：《走出帝制和人的现代化》

材料二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发展成熟，是中国古代审计发展的巅峰。比部设于刑部之中，与财政部门完全隔离，财审分离彻底，拥有司法权并配备多位专门的官职，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得以保证。三省六部制的完全确立优化了官僚体系的内部控制，皇帝也重视比部审计，就连皇室用度都要经过比部勾检。……两宋官制，职官分离，与前代有很大的区别。宋初围绕中央集权进行了不少革新尝试，试图在中央机构内部建立起财计管理与财计监督两套班子，进行更直接更经常的审计监督。北宋时，天下财计归三司（亦称三部，即盐铁、度之、户部）三部各设勾院，负责“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帐籍”。在三司勾院之外、三司之下，还设有一些机构执掌审计职审核军费支出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审计职权较前代分散，并且这种财审合一的内部审计体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难以确保审计的质量和效果，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吕品：《从国家审计演变看古代中国国势变化》

材料一   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代新政区的设置多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人口的逐渐增加而从容进行。王朝初建，出于开疆拓土的需要，有大量政区同时建立，如秦征服南越后，设置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又在北方置九原等郡。也有雄才伟略的帝王，为现固国家统一而对四夷用兵，设置大量新的行政区，如汉武帝元鼎六年起，“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今广州）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隋末天下大乱，晋阳李唐为了壮大势力，表示凡归附者都给予州刺史的名号，因而大量“权置州郡”，州数膨胀到五六百之多。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元年将全国划分为10道，分辖各州，形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模式。元朝在全国各地设置行中书省代行政府管理职能，边疆地区的云南等地也建立起了行省，省制逐步成为后世历代地方行政区划的最高层级。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各中央政府为了提高政权运转效率通常会减少地方行政层级，但自秦国推行郡县制以来，任何朝代的基层政区都是县，也从来没有被取消过。但为了解决管理幅员过大和军事问题又会设立监察区和军管区，这些非行政区最终演变为州、道、路、省等地方高层政区，使得地方行政层级变多。秦朝在郡政区实行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汉朝设置13州刺史，唐朝设道对地方派遣监察官员，宋朝设置互不统属的路，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层级的变动无不是中央加强集权的创新。自古以来，财政就在行政体制中占据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商鞅变法中制土分民、履亩而税、重农抑商等财政改革措施，保证了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完善。以后各朝从国家安全出发，同时也为了涵养财源，徒民边塞，实行军民屯垦，建立起都尉、都督、都护府或都司卫所等军管型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并逐渐融入地方行政层级中来。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