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大一统的政治基础是“要在中央”的中央集权，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妥善划分地方行政层级，有效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并对地方官员权力实施监督。第二，处理好郡县与分封的关系。第三，中央权威、政令畅通是必备条件。

——摘自卜宪群《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材料二   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第四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第十六条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

第十九条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可决弹劾之。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三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差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规定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的分配上，实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例如，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临时参议会中有国民党人士50余人；在晋绥根据地，国民党爱国将领范续亭当选为行政公署主任；在苏北根据地，爱国绅士韩国钧当选为临时参议会名誉会长。

——摘编自张海鹏《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材料四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二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社会治理是党的十九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我国疆域辽阔，历代中央政府都重视对地方的管理。

材料一   郡县的出现，是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的划时代变化。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本质，是在国家体制中以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由部族国家变成疆域国家。秦代实行郡县两级制，县以下又有乡、里两级基层管理组织。而秦郡数仅为四十余，中央直接管理各郡，尚无多大问题。

——摘编自刘文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地方体制与官僚制度》

材料二   刘邦建立汉家帝业一方面必须“承秦”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之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   元世祖即位后,采用汉制建立中书省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地方上设置了十路(又称十道)宣抚司“以总天下之政”。宣抚使为朝廷特命使臣，监督和处理地方政务,大体如唐代前朝的巡察、安抚等使或宋初的宣抚使,属临时差遣性质。但宣抚司无处置军务之权,不足以应付发生叛乱或社会治安等方面特殊情况,于是在一些地区改置行中书省，以中书省宰执大臣行省事于这些地区。后几经置废分合,最后稳定为十个行中书省,分统除中书省直辖诸路以外的各大地区,形成了“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的行政区划格局。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元时期(上)》

材料一：战国末年，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异军突起，建立了大一统王朝，秦国的崛起是制度的胜利。《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后，“除道，道九原，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还记载：“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十四县”。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但秦朝仅经历“两帝一王”的短短14年就灭亡了。

——摘编自陈忠海《从另一个角度看秦朝的统一与速亡》

材料二：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是“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三     “汉高祖……矫秦县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这些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都是“有土之爵”，在其封地上享有两大特权：一是“自置吏”，二是“得赋敛”。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愿陛下令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

材料一   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暴乱……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史记》

材料二   汉景帝时，窦太后期望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候，汉景帝表示“请得与丞相计之”。于是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以高帝刘邦“非有功，不得侯”的预先约定予以坚定的拒绝，汉景帝默然而有沮丧之色。

——《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汉高帝六年（前201年）九月，匈奴冒顿单于引兵攻太原，后来，冒顿单于指挥40万匈奴大军，将刘邦的兵马围困在白登山，使汉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不能相救。

——《史记》

材料四   （汉高祖）认为秦亡的原因之一是不分封子弟，孤立无援，故而又重新分封了自己的若干兄弟子侄为同姓王。……诸侯王在自己王国内拥有较大权力，可自行任命大部分官员并征收赋税，大者地跨数郡，其总地盘超出汉朝廷直辖郡县。

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于元朔二年（前127年）颁布“推恩令”，允许并鼓励诸侯王“推私恩”将王国土地再行分封给子弟为列侯。此举没有像削藩那样招致反抗，效果异曲同工，“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此后，又颁行“左官律”“附益法”，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又限制士人与诸王“附益”交游。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秦统治者把“帝”这个头衔作为自己的专属称呼，皇帝之下是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辖若干县，县按大小设县令或县长。

材料二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法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材料三   明朝于洪武年间对监察机构进行重大改制，废除了御史台三院制，变为都察院一院制。都察院的专职监察员是监察御史，全国十三道监察区每道设置监察御史，建立了分道巡按制度。御史选拔进士、举人出身为初步筛选条件，更重要的应为“贤良方正人”“清谨介直之士”，并熟悉明朝法规，具有基层工作经验。御史监察范围从科差贼役、户口、词讼、农田、道路、军需、学校，到驿站、度量衡无所不察。在组织系统上监察御史虽然隶属于都察院，但却可以“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不经都察院，只对皇帝负责，因而权力大到可以监察六部、六科、输林院乃至都察院。

——摘编自季青《中国古代监察机构的演变及其改革的经验教训》

材料一   有学者指出，秦汉时期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①这是中央集权制度创建、健全并得以初步确立的时期；

②这是由文化多元走向文化思想相对统一并确立社会主导思想的时期；

③这是一个以开放和发展为主题的大时代……

材料二 辽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国家，兼有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辽太宗一度南掠中原，契丹贵族大肆劫掠，激起中原人民的反抗。在感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之余，辽太宗根据南北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民族构成的不同，采取相应的统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策略演化为基本制度：“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