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晋一朝，中原丧乱，大批流民流寓江左，形成了许多侨郡县。这些人不为所在州县编户，无固定租税负担，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容易引起侨旧矛盾，有的成为豪门世族的佃客、部曲，形成“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遂造成了“国弊家丰”的严重局面……东晋、南朝政府先后十次颁布命令，实行“土断”。户籍上，对白籍侨民实行土断，与黄籍户一样承担国家税役。对于世家大族隐藏户口的行为，严厉打击。南方土著和北方侨民混合杂居，侨流“后裔遂长为南方之人矣”……“以土断定”使侨置系统与当地系统混合编制，构筑成新的地方行政辖隶系统，亦可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摘编自雷震《黄、白籍问题与“土断”》

材料二   曾经处于华夏边缘地区和附庸地位的北方草原民族迁入中原……为了获得人数众多的、文化先进的汉族的认可……在建立政权之初，他们不仅在祖源认同上有改姓或攀附华夏祖先的行为，而且在政权国号的选择上也多加斟酌，十分谨慎。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在其统治地区选择前代中原王朝的国号以继承之。

——摘编自吴洪琳《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材料二   东汉以来，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与中原汉人族源相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认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并立、共为中华的南北朝时期。两晋南北朝是政治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但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既有边疆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也有中原汉人向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的流动。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以上均摘自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材料一   从秦汉王朝开发西南夷到南北朝的几百年间，历代统治者在西南民族地区不断扩大郡县统治范围。建兴三年（225年），蜀汉平定南中叛乱后，设立了屯田制，而且除军屯外，民屯也具备了较大的规模。由于蜀汉的重视和积极经营，南中地区的畜牧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诸葛亮南征以后，南中诸族“出其金银”，“以给军国之用”。此外，西南各民族还利用当地特有的植物资源生产出不同的纺织品。西晋末年，“永嘉元年春，尚施置关戍，至汉安焚道。时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焉、群荆，尚表置郡县，就民所在，又施置诸村参军”。

——摘编自陈彦波《魏晋南北朝西南人文环境变迁与民族社会经济》

材料二   河西第一次移民发生时，西晋王朝先后经历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整个中原大地陷入纷纷战火中。尽管这一时期战火纷争不断，但河西地区相对安定。因此，来此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口也逐渐增多。河西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与西域地区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本身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僧人来往也更加方便，这直接推动了河西佛教的发展。北魏时期，在政府的强制之下，河西世家大族中有大量儒学精英迁往北魏都城平城，士人的东迁为日后河陇学术逐渐衰落埋下隐患。因此，这一时期河西地区佛教文明不断发展。

——摘编自齐晓芳《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移民对河西文化的影响》

材料       

——据《晋书》《魏书》

材料   北魏太武帝拓跋煮，基于北魏的文化国情，为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首先于425年，下诏∶“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成楷式。”自此，改变了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429年，太武帝还组织一批儒家学者对儒家典籍加以整理注释，“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叙成《国书》三十卷。"444年，发诏令∶"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并选拔儒家学者讲学，专门负责贵族子弟的教育。同年，太武帝发布诏令∶“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他采取的这一系列的文化政策，为后来的孝文帝改制奠定了社会基础和人才基础。

——摘编自李相宁《析北魏太武帝的文化政策》

材料一   自公元73年窦固用兵西域始，东汉便将屯田与戍边结合，沿军事攻略路线进行屯田，以保障西域用兵的军粮供给，至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结束。屯田区域从东疆靠近河西的伊吾、柳中、金满三地逐步延伸至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主要在高昌、金满、疏勒、精绝、于阗、楼兰等地。在这100多年中，以河西为重心并随着东汉在西域战争的进程，屯田区沿战略要地逐次展开。东汉屯田西域基本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云集于此，丝绸之路成为文化聚汇交流之路。

——摘编自于莎莎、张安福《东汉西域屯田“三废三置”与西北边疆安全研究》

材料二 魏晋时期，由于内地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各王朝无力如汉代那样经营和管理西域。这一时期，内地各政权在西域的屯田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域东部的楼兰、高昌等地，屯田和统治中心从渠犁东移至楼兰地区，亦无法控制整个西域。有研究者认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西域屯田，与其说是为了捍卫中原王朝的西北边陲，毋宁说是为了保护河西大族的经济利益。”

——摘编自王欣《魏晋西域屯田的特点》

材料 38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政权。魏初,礼俗纯朴,法律仍带有原始部落习惯法的性质。进入中原后,北魏统治者开始注意吸收汉族文化,以法律作为统治工具。398年,北魏首次制定较为系统的成文法,揭开了此后大规模立法活动之序幕。其后比较重要的如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神廘四年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正平元年,“诏太子少傅游雅、中书待庐胡方回等改定律制”;高宗文成帝拓跋浚太安四年,“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三十五,刑六十。总体而言,北抱前期的律法经历了一次部落法向成文法的过。但是随着北魏从游牧向定居、从部落向专制皇权的转化,改变其前期法律刑重网密、司法枉滥以及法典与现实脱节等司法特点的要求日益迫切。这样,以孝文帝太和改制为标志,北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项重大变革中,也同时包含了律法制度的巨大变革。

——摘编自曹大为等《中国大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