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的法律形式是律、令、科、比。与后代相比，汉律还存在着律令不分、礼律杂糅的问题，这说明汉律是原始粗糙的。而魏晋法制实现了一个重大进步，魏明帝制成魏律18篇，尽量把刑法的条文纳入其中；晋武帝时又制订了《泰始律》20篇，由此使“律”的内容集中于刑律，行政制度的内容另行置于“令”中，即置于《晋令》40卷中。汉代律、令不分的问题，至此大为改观。晋朝还制定了《晋故事》三十卷，是各个官署的日常行政规程；还制定了“晋礼”，是王朝各种礼制的汇编、帝国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其部类划分大为合理化。唐朝的法律分律、令、格、式四类，“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从汉代“律、令、科、比体制”到隋唐律令格式体制，魏晋、南朝的进步构成了中间环节之一。此外，晋代法学家张斐、杜预为律作注，使法律概念大为规范化。
——摘编自阁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明太祖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口号，推翻了元代的统治，建立了明朝。明代建立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即在于宣称要恢复以唐宋为代表的正统文明，除了在正统王朝谱系的建构、传统礼制的重塑等方面加以着力之外，在法律制度上，明代也强调以唐宋为榜样，力图重建唐宋时期的律令体系。应该说不仅明代的《大明律》是“准唐之旧而增损之”，其令也是沿袭了唐宋一脉的令典和单行令的。《大明令》为令典，在篇目上采取六部分类，在内容上不仅有唐宋令中已有的吏治、礼仪等规定，在刑令部分则规定了诸多刑事处罚的原则，如“十恶”“八议”“刑具”“留存养亲”等。除此之外，明太祖还颁行了不少单行令，用于补充律典和令典规定制度的细节。
——摘编自李贵连《从令到例：论明代律例法律体系的生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魏晋时期法律同明代法律的相同之处，并分析魏晋时期法律体系的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明太祖法律体系改革的因素。
材料 38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政权。魏初,礼俗纯朴,法律仍带有原始部落习惯法的性质。进入中原后,北魏统治者开始注意吸收汉族文化,以法律作为统治工具。398年,北魏首次制定较为系统的成文法,揭开了此后大规模立法活动之序幕。其后比较重要的如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神廘四年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正平元年,“诏太子少傅游雅、中书待庐胡方回等改定律制”;高宗文成帝拓跋浚太安四年,“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三十五,刑六十。总体而言,北抱前期的律法经历了一次部落法向成文法的过。但是随着北魏从游牧向定居、从部落向专制皇权的转化,改变其前期法律刑重网密、司法枉滥以及法典与现实脱节等司法特点的要求日益迫切。这样,以孝文帝太和改制为标志,北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项重大变革中,也同时包含了律法制度的巨大变革。
——摘编自曹大为等《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前期律法制度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前期律法改革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