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贞观、永徽年间，朝廷考订《五经》，编纂《五经正义》；修改法律，制定《唐律疏议》。前者为统一理论，确立国家主流思想；后者为编纂法典，确立全国统一实施的法律制度。《五经正义》的编纂与颁行，既标志着儒家学说的内部统一、也标志着儒家理论重回正统官学、主流思想的地位。《唐律疏议》的制定与实施，完成了以《诗》《书》《易》《礼》《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思想对于法律规范的改造。作为成熟形态的唐代法律，对东亚、东南亚各国立法产生重要影响。
——摘编自朱勇《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
材料二 民国初年，由宋教仁、徐血儿、邵力子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是宣传以法治国思想的重要阵地，其刊载的主张以法治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以及讨论宪法问题的各种文章连篇累牍。对于有关法政（法律）学校的情况及临时参议院和国会立法活动的报道尤为详尽。革命党人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当时也普遍怀有以法治国的愿望，积极鼓吹以法治国者亦不乏其人。各界人士呼吁建立法治国家及研究讨论宪法及法律问题的文章，见诸多种报刊。
——改编自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法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社会各界人士对法律所持的态度。
材料一 汉唐社会是“头枕三河（指司马迁所说的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尽管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晚唐以后，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加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我国社会开始脱离了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改编自张全明、李文涛《宋史十二讲》
材料二 明中期时，郑和下西洋之事因前人转述或记载失真、变形，在世人认知中已与史实大相径庭。例如陆容《菽园杂记》对郑和下西洋航行次数、航行年代、随行人员等的描述都与史实有出入。世人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也多有异议，此时黄省曾广泛涉猎古今文献，尤其是随郑和下西洋人员马欢编写的《瀛涯胜览》等，如实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南海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三佛齐国》生擒陈祖义、满剌加建碑封城、《苏门答剌国》生擒苏干剌等事。这不像同时代其他人因郑和是刑余之人而贬低他，反而称赞郑和是不辱君命、智勇双全的航海英雄。在“论曰”还肯定了明朝“王者无外，怀远以德”、公正平等“一视同仁”以及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对外策略，成为郑和下西洋史实的重要印证与补充，还原了郑和下西洋的原本面貌。
——改编自陈丹丹《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论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唐以后我国从“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转向“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学价值。
材料在中国古代这样漫长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及的那段时期，即从陶朱公“三致千金”之时起（陶朱公即春秋末期范蠡），到汉武帝行算缗令、“中家以上大抵破”时止，上下三百数十年间的商品经济大跃进。另一个高峰是大约从唐开元前后起，到宋代末叶止，上下也达三百数十年。前一个高峰时期的大宗商品是盐铁，所以大跃进过后便出现《盐铁论》那样的名篇，后一个高峰时期的大宗商品以茶叶最为突出，所以当其在市场上异军突起之际，便有《茶经》那样的专著。
——摘编自李埏《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两个高峰》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的观点加以评析。（要求：赞同或质疑均可，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一 唐朝开元初年，长安有许多外国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有个名叫三卫的人来到长安卖绢，“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长安富商窦义经常施钱给胡人米亮，并将钱存在西市柜坊。当他听米亮说崇贤里有小宅出售时，窦义在“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值出钱市之”。
——摘编自《广异记》《乾馔子》等
材料二
| 时间 | 国家 | 事件 |
| 1845年 | 英国 | 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行，两年后在香港发行钞票，第一批外国纸币在中国开始流通 |
| 1848年 | 英国 | 丽如银行在上海增设分行 |
| 1857年 | 英国 | 麦加利银行（香港称渣打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其业务以存款、放款、汇兑为主，并发行钞票 |
| 1864年 | 英国 | 开办汇丰银行，总行设在香港，是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商银行，1865年在上海设立分行，随后又在中国许多城市设立分行 |
| 1897年 | 清朝 |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其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办法模仿汇丰银行，并聘外国人担任“大班"，执掌业务和行政大权 |
| 1889年 | 德国 | 开办德华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并在青岛、济南、天津、汉口、北京等地设有分行。该行曾在中国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并参加帝国主义对华货款的银行团 |
| 1893年 | 日本 | 横滨正金银行作为执行日本政府政策的工具陆续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营口、大连、铁岭、长春等地设立分支机构 |
| 1899年 | 法国 | 东方汇理银行上海设分行，以后又陆续在广州、梧州、天津、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行 |
——根据钱亦石《近代中国经济史》编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开元年间长安城市商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阶段评析近代前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及反映的问题。
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区域经济演变的趋势及其原因。
(2)史学界一向认为，“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此观点进行评析。
简单说：好像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至于汉代之盐铁政策起于武帝征伐匈奴，向外用兵，而唐代租庸调制之破坏，以及茶盐诸税之兴起，也由于玄宗以下，先是向外开疆拓土，直到德宗时代，因向外用兵而引起军人作乱，内战频起，总之是由兵祸而引起了经济制度之变动，则汉唐并无二致。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对钱穆关于汉唐经济制度的观点进行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通畅。）
材料对于唐宋之际诸多社会变革的评价,国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认为“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二则认为“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对于唐宋变革的社会性质,日本学者认为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宋元社会发展进入“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而国内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以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
——摘自李华瑞《“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
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有关“唐宋变革”的观点。（要求:选择一个或几个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材料 下表为唐朝中期以后的统治者发布的关于商业政策诏令的部分内容。 | ||
| 发布者 | 内容 | 出处 |
| 唐德宗 | 通商惠人，国之令典 | 《册府元龟》 |
| 唐宪宗 | 百姓商旅诸色人中，有被分外无名赋敛者，并当勒停 | 《唐大诏令集》 |
| 唐武宗 | 度支盐铁户部诸色所由茶油盐商人，准敕例条，免户内差役 | 《全唐文》 |
| 唐宣宗 | 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 | 《全唐文》 |
| 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资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 终身优复;如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 | 《通典》 | |
| 唐禧宗 | 近关州府通舟船处，不得约勒商人 | 《全唐文》 |
| 刺史、县令，如是本州百姓及商人等，准元敕不令任当处官 ……百姓商人亦不合为本县镇将，若有违越，必举典刑 | 《唐大诏令集》 | |
根据材料并结合时代背景,评述唐代中期以后政府商业政策的基本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