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隋唐首都长安，是一座拥有近百万人口的东方世界最大的都会，许多国家的使节、学者、商人、僧侣聚集在这里，长期居住于长安的就达万家以上，许多人广置田宅，生儿育女，有的还被唐朝授予官职。波斯的摩尼教、大秦的景教等都在长安扎了根，不同宗教和睦相处、互不冲突的现象，在世界史上罕见。中亚、西亚人来到长安不仅带来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将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引入长安，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清新的气息，推动了唐代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道路交通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文化的发展情况进行评析。
材料一 自夷夏意识产生以来，“夷夏之辨”便成为主导和决定边疆理念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本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族群之间的现实竞争。春秋时期，孔子把区分夷夏的标准由血统改为礼术，从而使传统观念中不可跨越的夷夏之别具备了松动的可能，使得夷夏之间的互转成为可能。孔子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礼记·曲礼》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孟子亦称：“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拒）。”
材料二 随着新儒学整合的不断深化，董仲舒的边疆理念表现出强烈的“有为”倾向。董仲舒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四夷亦属天下、万物的范畴，王者有爱其之权利，亦有爱其之义务。爱及四夷，体现了身为王者主动施爱于四夷的积极心态。至汉武帝之世，华夏族群即将完成最后的整合与重建，爱华夏于内的任务基本完成，爱及四夷成为新的时代使命。董仲舒所强调的“大一统”思想，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1)概括先秦至汉代儒家的边疆思想倾向的变化，并指出这一变化的政治实质。
(2)说明董仲舒边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3)从魏晋至清中叶任选一个时期，试举一例说明社会思潮对边疆或民族治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