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罗马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帝国道路建设，行省总督要在任职期间保证该行省城市之间的道路畅通，对连接行省和帝国中心的大道维修与建设格外关注。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罗马道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境内的道路网可到达每一个角落，到达罗马人统治的所有地区。“罗马境内所有公路的总长度绕地球一圈还有余——共9万多公里。”罗马道路修筑最初是为军事征服目的服务，因此修筑时注意安全性。当道路在山区通过时，一般修筑在地势较高处，以避免敌人由高向低的突袭。
——摘编自王允《浅析罗马道路建设及其历史作用》
材料二元代建立了遍及全国的驿站制度，水陆站共计1500处左右。驿站以大都为中心，沿着几条交通干线，通达各边疆地区。元政府建立驿站，是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驿站每60里左右设一站，过往使臣或王公贵族需持有圣旨令牌或铺马圣旨，同时有官府出具的证明文书，方可在驿站换乘铺马，并享用政府提供的首思（按例分到的食物）。由于元朝驿站也设有水站，大都的货物通过大运河输送到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东亚、中亚以及更远的欧洲。东南亚、印度的香料，西洋的布匹等各种物品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到元朝港口，再经元朝驿站输送到全国各地，为元代的海洋贸易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摘编自乌云高娃《元代驿站、客馆的建设及经济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道路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元代驿站制度发达的原因及作用。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国家道路交通建设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在吸取秦汉至唐宋等朝边疆统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元朝在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对“内属”“归附”的少数民族或部落酋长或首领封以官爵，使其代表国家间接统治原有领地和民众，将少数民族首领整合进国家职官体系、各族土民整合为国家民众，强化元朝的国家权威和民众的国家认同。即“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皆因其俗，使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元朝先后在西南等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设置大小土司数百家，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等省。
——摘编自彭福荣、刘译蔓《国家整合视野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材料二 清朝初年，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雍正帝即位后，深知土司危害，“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同时，土司间、土司内部经常发生斗争，给土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伤。土民强烈要求摆脱落后的、残酷的土司制度。在政权稳定后，他以坚定的决心使改土归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张琦《浅论清初云南的改土归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土司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实行改土归流的原因。
材料一 蒙古族入主中原特别是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后，面对“汉法”与“旧俗”之争，在中央设置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时称“都省”。然后又沿用前朝旧例频繁派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后来逐渐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即便如此行省仍长期保留着原有性质。在财政方面，魏晋隋唐两宋时期的州是地方高级行政建置，地方赋税首先聚集和储藏于各州。元代则不然，多数路州仓储“有名无实”，有些甚至“粮不宿仓。路及直隶州（府）必须把所征财赋送往各省。各地财赋集中于行省，行省把绝大部分财赋解运京师上供朝廷，少部分则与各省留用。行省内部实行群官圆署和种族交参制以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之势；元代行省机构的总体权力颇大，但由于群官议政和军事财赋等专官提调，其处理各项庶政又是有所分工，互相配合，互相牵制。
——摘编自赵军英《论元朝行省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材料二 元帝国建立前后，随着黄河、长江流域的开发及其向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辐射，可供中央政府直接而深入治理的区域越来越扩大，尤其是成吉思汗的后继者将阿尔泰山以东、喜马拉雅山以北的牧业区、农业区首次正式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之后，设置适当的高层督政区，以利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就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和要求，元行省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元行省本身既是大军区，又是财赋征集区。另外，辽阳、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五行省又与五道肃政廉访司的监察区完全重合，其它五省内廉访司监察区又分别与行省直辖区、宣慰司辖区相对应，就是说，行省区划多半构成了相应的监察区，与前述军区、财赋区略有区别的是，军区和财赋区的两大权力统一由行省实施，而监察区的监察权则由廉访司及行御史台独立行使。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行省制的特点，并概括行省制度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元代行省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