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战国时，任何思想家都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诸子理论，虽各家各派立论不同，然其都以天下为对象。所以共同要求者，乃是天下之治平，非各自国家之富强。秦人能统一天下，实已是当时社会一共同要求。
——摘编自钱穆《中国学术忍想十八讲》
材料二 董仲舒主张“王”的地位因天命而被确立起来，“王”通过正己而正人，并借此实现王道大统；君权源于天命，君主之治就必须是天道在人间的再现；天道尚阴阳，阳为主、为德，阴为辅、为刑，因此“德主刑辅”就是君主应当坚持的政治格言；国家主导型统治思想必须向儒家理论倾斜，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皇帝应改变官僚体制的结构以便在全国范固内推行德礼之治，通过官吏之举动的“上行下效”来完成。董仲舒之学完全可以被视为汉代皇权理论与儒学相连的关键一环，也为“天人三策”之后汉代君臣有关皇权性质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摘编自朱《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诸子理论的共同要求，并分析其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皇权理论提出的原因并评析其影响。
材料一 董仲舒从“天人合类”的逻辑推导出发，详细地论证了“三纲五常”是怎样由“天道”演变为“人道”的道德来源。通过以“天道”释“人道”、以阴阳定尊卑、以五行说人伦，董仲舒不仅将封建社会道德神秘化，而且还赋予了封建社会道德以神圣的权威性。
——摘编自邹顺康《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评析》
材料二 康有为认为“三纲五常”乃“中国之大教”，并认为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纲常伦理。他认为东西律例，以法为宗。“今按法国律例，民律第三百七十一条云：凡一切子女，无论其人何等年岁，须于其父母有恭敬孝顺之心。第二百一十三条云：凡为妇者，应为其夫者所管属。”
——摘编自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
材料三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自由平等的观念取代臣服尊长的意识”，这是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然而面对尚未彻底破除的君权至上观念，以及一系列张勋复辟、康有为尊崇孔教的闹剧，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并未受到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触动，尊孔尚儒仍是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化身。为此陈独秀撰文称：“今所讨论者……非但孔教可否定人宪法问题，乃孔教是否适宜于国民教育精神之根本问题。”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看来，要实现国民思想“最后之觉悟”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发动一场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运动。
——摘编自邵常岁《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三纲五常”学说提出的理论依据及现实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维护传统“三纲五常”学说的出发点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矛头指向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 A．“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贯彻不力 | B．迎合大一统需要的思想得以重用 |
| C．汉武帝倡导的“有为”政策已实施 | D．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存在着弊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