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战国时，任何思想家都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诸子理论，虽各家各派立论不同，然其都以天下为对象。所以共同要求者，乃是天下之治平，非各自国家之富强。秦人能统一天下，实已是当时社会一共同要求。
——摘编自钱穆《中国学术忍想十八讲》
材料二 董仲舒主张“王”的地位因天命而被确立起来，“王”通过正己而正人，并借此实现王道大统；君权源于天命，君主之治就必须是天道在人间的再现；天道尚阴阳，阳为主、为德，阴为辅、为刑，因此“德主刑辅”就是君主应当坚持的政治格言；国家主导型统治思想必须向儒家理论倾斜，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皇帝应改变官僚体制的结构以便在全国范固内推行德礼之治，通过官吏之举动的“上行下效”来完成。董仲舒之学完全可以被视为汉代皇权理论与儒学相连的关键一环，也为“天人三策”之后汉代君臣有关皇权性质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摘编自朱《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诸子理论的共同要求，并分析其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皇权理论提出的原因并评析其影响。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进程加以简要评析。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当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一 董仲舒从“天人合类”的逻辑推导出发，详细地论证了“三纲五常”是怎样由“天道”演变为“人道”的道德来源。通过以“天道”释“人道”、以阴阳定尊卑、以五行说人伦，董仲舒不仅将封建社会道德神秘化，而且还赋予了封建社会道德以神圣的权威性。
——摘编自邹顺康《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评析》
材料二 康有为认为“三纲五常”乃“中国之大教”，并认为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纲常伦理。他认为东西律例，以法为宗。“今按法国律例，民律第三百七十一条云：凡一切子女，无论其人何等年岁，须于其父母有恭敬孝顺之心。第二百一十三条云：凡为妇者，应为其夫者所管属。”
——摘编自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
材料三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自由平等的观念取代臣服尊长的意识”，这是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然而面对尚未彻底破除的君权至上观念，以及一系列张勋复辟、康有为尊崇孔教的闹剧，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并未受到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触动，尊孔尚儒仍是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化身。为此陈独秀撰文称：“今所讨论者……非但孔教可否定人宪法问题，乃孔教是否适宜于国民教育精神之根本问题。”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看来，要实现国民思想“最后之觉悟”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发动一场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运动。
——摘编自邵常岁《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三纲五常”学说提出的理论依据及现实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维护传统“三纲五常”学说的出发点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矛头指向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材料一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宣传“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兴起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摘要）
材料二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
——陈独秀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儒家学派的核心价值观，结合史实说明汉代新儒学是如何“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的？
（2）材料一和材料二对儒家学派的认识有何异同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陈独秀的思想观点。
材料一 与春秋战国相较，汉代提供了比先秦更有保障的求职途径和谋取利禄的机会，使各阶层社会流动的实现途径日益规范和制度化。汉代，不论学子出身如何，只要学业优秀并为统治者所用，便可上升到令世人仰慕的社会阶层，由学术精英和知识精英成为政治精英，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占据较高社会地位。
——摘编自薛志清等《功利观与精神的培养——对汉代士人社会流动途径的考察》
材料二 明代中期由于展开捐纳，导致官僚预备集团愈发膨胀，加之科举的额数相对稳定而不能适应人口数的增长，大批士人上进无门。时人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当时的士人杨爵“下诏狱，杖之。居数日，视无恙，复杖之”；王夫之在书中也多次谈到廷杖等酷刑对士人心态的摧残，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明末士大夫“躁竟”“激戾”“放织”等表现变成了士人群体的特有性格。
——摘编自王新博《浅议明末士人生存与心理动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使汉代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相比明末士人的变化并进行评析。
材料 当战国时代, 百家并起,而秦是用商鞅而强国,用李斯而得天下的。秦始皇又力主任法为治,这时候，法家之学,自然盛行。在汉初,最急切的要求,便是休养生息,黄老清静无为之学,当然要见重于时。所以虽有一个叔孙通,制朝仪,定法律,然而只是个庙堂上的事,至于政治主义,则自萧何、曹参,以至于文帝、景帝,都是一贯的。...武帝是个好大喜功之主,什么兴辟雍、行巡守封禅等,在他都是不惮劳费的。于是儒家之学,就于此时兴起了。..武帝既听董仲舒的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又听公孙弘的话专为通五经的博士置弟子。于是在教育、选举两途,儒家都占了优胜的位置。于是“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儒家之学遂臻于极盛了。
——摘编自 吕思勉《中国通史》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一角度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 A．“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贯彻不力 | B．迎合大一统需要的思想得以重用 |
| C．汉武帝倡导的“有为”政策已实施 | D．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存在着弊端 |
材料董仲舒是汉代的第一大儒，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封建社会初期的有建树的思想家，同时，他还是汉代的第一大教育家。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不过，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也包含了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特别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维护封建专制和压抑人性的方面，始终是消极方面，特别是到封建社会的后期，便日益走向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方面。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加以评析。（要求：对董仲舒思想持赞成、反对或另有观点均可，观点明确；结合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9 . 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董仲舒对儒家思想作了发挥，他宣扬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统治人民，因此全国人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帝。这叫做“大一统”。
材料二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1）扼要指出材料一，二的核心思想。
（2）从时代背景方面比较材料一与材料二观点差异的原因。
（3）试从客观作用方面简要评析上述材料中的思想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