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解放农民并分给农民土地的条件是缴纳高额赎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力一次性付清赎金来购买份地，加之改革过程中保守派地主的极力抵制，俄国农奴改革允许农民“带土地解放”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现实中农民没能真正获得土地所有权，实际使用的土地在数量和地力上反而不如改革前。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俄国专制制度的代表人和受益者不会自掘坟墓，土地的传统经营方式亦不会瞬间消失。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俄国农民改革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自上而下的改革会受制于传统积淀而无法彻底落实，1861年改革中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即为证明。

——摘编自唐艳凤《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材料   1859年，亚历山大二世批准成立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由自由派贵族和自由派社会活动家组成，承担制定取消农奴制、保留贵族地产等方面法律的任务。编纂委员会解散后，他所制定的农民改革方案先后提交农民事务委员会和国务会议表决，遭到反对势力的坚决抵制。只是由于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担任农民事务委员会主席，改革方案才获通过。在国务会议上，改革方案再次遭到非难，亚历山大二世力排众议，最终使农民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改革的基本内容即带土地解放农民、取消地主领地世袭权得到了实施。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这项违背国务会议多数成员意见的农民改革法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因此在当时被称为“解放者”。

——摘编自张广翔《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与俄国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