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农奴制废除后，随着大量自由民进城打工，城市居民增长速度超过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而当时城市唯一的行政机构是负责税收和治安的警察局。沙皇政府认识到农奴制改革后，需要“接纳有资格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1862年起，内务部提请在城市选拔市民设立委员会为城市管理改革提供建议，据此编订的《城市条例》于 1870年颁布，但只在部分城市实行，1875 年后才推广至西部地区。该条例规定城市杜马和自治管理局主席的职务集于市长，重要城市市长由沙皇任命；杜马负责委任公职人员、收缴税收及处理城市债务等，杜马议员由选举团秘密投票表决产生。选民为年满25周岁且定期向城市交纳不动产税和工商业税的男性公民，并依据财产多寡划分为三类选民团，选民团人数不等但代表数相同。

——据肖波《俄国城市自治改革研究》

材料   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来，即意识到司法体制变革的基础与改革农奴制的基础类似，不仅有合理的根源和“历史必要性”，而且合乎人道主义。在其推动下1857年到1861年开始了司法改革的准备工作。1862年，司法官谢·扎鲁德尼领导许多有知识和才能的法律学家参照欧洲的法律体系制定出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的改革方案，并向司法机关、大学及国外法学家征求意见。1864年11月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并颁布了《司法条例》《法院侦查员条例》《民事诉讼条例》等法律，并逐步开始根据这些法律文件对俄国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改革使司法和行政相对分离，法院独立于行政机构，公民获得了“参政权、自由权和协政权”。当然，这些权利是有限的，司法改革不能允许政治权利和其他“参与到权力中”，但这是潜在承认未来政治权利的决定性一步，不过“自由权和协政权”可以通过新法院来具体充分地保障。

——摘编自王海军《西方法治在近代俄国的境遇—以1864年司法改革的法治目标为考查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