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书总体采用“中国中心”的书写视角，一直盛行到晚清。1874年出版的《四裔编年表》虽仍在彰显中国的尊贵，但也融入了一些圣经历史，并将传统纪年方式和西方公历纪年相结合。黄遵宪在1895年刊行的《日本国志》中主张以“华夏”而非“中华”为国名，以淡化“自尊卑人之意”。

进入20世纪，“欧洲中心论”影响较大。从20年代起，有不少中国学者对此提出挑战：1924年，陈衡哲《西洋史》出版，她希望借此“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国际的混乱状态，不但不是西洋文明的精神，并且是他的一个大缺点”，提出“国际主义的目的，是在求人类的彼此了解，及各国文化的成为世界的共产”。

20年代末，共产党人杨贤江在译著《世界史纲》中，将世界划分为三个阵营：苏维埃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被帝国主义盘剥的广大殖民地，并指出“这一新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又普罗列塔利亚特（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时代”。

1934年，何炳松《外国史》认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关系世界前途确是非常重大”“旧式外国史总以欧洲一洲为中心；东洋史则以中国一国为中心。欧洲和中国固然为东西两洋文化的重心，不可忽视；但亦不宜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