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乌尔比安（约170—228）在《告示评注》第77卷中提到古罗马有这种实践及相应处理：出售判决结果的人，或收了购买判决之金钱的人，要为此由总督判处鞭打。该人的行为类似于现代法上的招摇撞骗，它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必然伴随腐败行为。这种做法（     ）

A．彰显了司法的公正	B．体现了法律条文僵化
C．限制了贵族的特权	D．维护了民主共和政体

2 . 罗马共和国裁判官主要职能是从事民事司法裁判活动。裁判官并不给予当事人某种权利，因为只有法律可以这样做，但他可以给当事人提供某种程序性的救济措施。法学家马尔其安形象地称裁判官法是市民法“活的声音”。这表明罗马法（       ）

A．逐步走向了成熟并臻于完善	B．蕴含了追求正义的人文精神
C．有效保护了罗马平民的利益	D．加强了不同地区的经济联系

3 . 公元前139年,罗马公民大会不顾贵族的反对,通过了在立法、审判等方面实行匿名投票的决议;公元前133年,公民大会罢免了有元老院支持的奥克塔维乌斯的保民官职务。这体现了当时罗马（     ）

A．民主政治原则得以贯彻	B．贵族与平民矛盾不可调和
C．公民大会拥有重要权力	D．人民的主权地位得到凸显

4 . 罗马帝国时代，上层社会的儿童普遍被委托给来自希腊的乳母和教仆照顾，包括负责儿童的起居、教育、安全等，帮助其成长。这种现象可用于说明（     ）

A．古代希腊文明的影响力	B．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传播
C．当时奴隶制度濒临崩溃	D．文化交融掩盖阶级矛盾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尼禄是罗马帝国第一位迫害基督教的皇帝,在其统治时期(公元54——68 年),基督教已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但与犹太教的矛盾贯穿其发展的始终。图拉真时期(公元98——117年)为维护帝国稳定,强调信仰基督教为死罪,不放弃信仰的人会被判处死罪。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公元306- -337 年),罗马国教分崩离析,帝国军队中有大量基督徒,本人并不排斥基督教信仰,在他的宫廷中有很多基督徒官员。后来，他还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于313年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这导致基督教在数年间为整个帝国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

——摘编自张帅《罗马帝国皇帝对早期基督教态度变化及其原因综述》

材料二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主要思想,是权力和信仰的源泉,它影响着西方国家的人权与民主、民族观、双重政治观和双重权力制度。许多杰出文学家根据《圣经》创作出了他们的杰作。例如,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根据《创世纪》创作了著名的史诗《失乐园》。在西方,当人们出生时,必须去教堂接受洗礼,因为在洗礼之后,他们就成了神的儿子;在死了之后,他们的罪是可以被神赦免的,并得以上天堂。他们每个周末都去教堂听布道。

——摘编自孙平《试析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者对基督教态度极其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罗马帝国皇帝对基督教态度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6 . 公元2世纪，罗马的道路系统几乎遍及帝国全境，东起幼发拉底河，北达苏格兰低地，穿越不列颠、欧洲、北非、小亚细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罗马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

A．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B．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
C．消除了帝国民族间差异	D．加快了罗马城市化进程

7 . 结盟是古代世界合理组织力量的一种方式，罗马在经济上对于同盟者的政策是不收税，一旦同盟者遭受外来势力的欺压，罗马总能竭尽全力捍卫同盟者的利益，而同盟者每年向罗马提供的部队人数相当于罗马全部军队总数的一半以上。这种政策（　　）

A．严重损耗了罗马自身国力	B．增强了罗马对外扩张的实力
C．推动罗马向帝国体制转变	D．开创了结盟这一外交新形式

8 . 罗马人将自己的国家标记为“S.P.Q.R”，意为“罗马的元老院与人民”，这个国名贯穿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由这一名称可推知（     ）

A．直接民主制是罗马政治的主要形式	B．君主政治在罗马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C．罗马维持元老院为中心的贵族政治	D．罗马存在平民与贵族的分化与联合

9 . 罗马人对契约的要求经历了一个由重形式到自由和公正的历程，诺成契约制度则是这一变化的体现，它把当事人的合意视为一项契约的核心，其成立不需要履行任何的手续或形式，也无须交付标的物，仅仅以当事人之间的意思合致为要件，“诺成”或缔约双方的相互同意是“协议”中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罗马诺成契约制度的诞生（     ）

A．说明罗马法逐渐淡化司法程序	B．反映出贵族与平民矛盾日渐消弭
C．使平民私有财产得到有效保护	D．是罗马帝国商贸活动繁荣的产物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汉武帝以儒家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说，是三纲五常。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与“民意”无关。中国的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因为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的合法性。这一套意识形态也不断塑造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拥有对“天下”的强烈责任感，对“大一统”秩序的强烈认同，士农工商莫不如此。汉朝有完整的基层政权并深入基层的文教事业。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春秋，用儒家文化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法度，理解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材料二   罗马帝国注重建立稳固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罗马民族认同”。例如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后，号召以罗马的传统美德，即对家庭、国家和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来凝聚人心。维吉尔创作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罗马民族”认同；李维写《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作《讽喻诗》，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然而，罗马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只有行省的贵族和官僚才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不会说，更谈不上融合相通。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罗马苦心建构的“民族认同”，由于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因此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潘岳《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与古代罗马在国家治理上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与古代罗马国家治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