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晋思想家张湛为道家经典《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作注时，认为愚公面对智叟的嘲讽，仍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体现了“智”与“愚”之辩。唐宋时期，文学家们将愚公移山的故事剥离道学内涵，陆游曾写道：“东郭稍能师顺子，北山未敢笑愚公”，将之作为文学用典，充满诗意和情趣。明朝理学家万鲤则提倡学习要有愚公一样的不可移之志，精诚尽心，体道明理，成为训谕后人的例证。1918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上撰文指出社会的进化，群众的力量，追求自由与进步就是“愚公移山”。

——摘编自李素梅《愚公移山形象的传承与演变考论》

材料二   1945年，中共七大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表题为《愚公移山》的重要讲话。“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现在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1957年，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合作社，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通过一锤一錾凿岭整地、移河改道、植树种田，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全村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在读到这个报告时，挥笔写下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语。

——摘编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等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立下愚公志，打好脱贫攻坚战”，进一步丰富了愚公移山精神的内涵，赋予其贯通古今的时代价值。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二战期间，美国出现了最后一波巨型工厂，当时这些工厂是专门生产军用物资的。为解决住房问题，以福特、通用汽车为代表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提议建造一系列万套单元的“国防城”，并由此形成全新的永久定居点。二战结束后，罢工浪潮给工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和工会力量的发展，但对工厂主而言，大型工厂工业高度集中及群体欲求则蕴藏着危险。于是，他们开始拆分建立更小的工厂或者把大量企业迁往南部、西部的新兴市场。

材料二   二战结束后，苏联恢复了超大型生产设施和随之而来的工人城市的模式。像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这样的大型工厂得到了重建，主要是继续生产军事设备，同时恢复了民用产品生产。由于其具有维护民族自豪感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双重功能，这种超级工厂模式很快传播到东欧和中国。

材料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和东欧一样，中国也成了工业传统的继承者。这种工业传统是从美国经由苏联传入中国的，侧重于特殊的任务和设备、高产量、等级化的管理和奖金。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而不是满足于简单地把在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下发展起来的工厂移植到革命的中国。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等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程碑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加之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是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毋庸置疑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探索的成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很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其次，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较少，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摘编自许经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回顾与思考》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史称“农业革命”，成为英国成功“起飞”的要素。“光荣革命”后议会以立法形式推动圈地，使土地高度集中于贵族等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土地所有者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土地进行改良，使用新工具和技术、引进新作物品种，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例如铁犁、收割机、脱粒机等农业工具和机械逐步推广，引进了马铃薯、甜菜、甘蓝、三叶草等作物，增强土地肥力，化解冬春季节牲畜饲料短缺的问题，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据统计，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谷物产量增幅达到11%，保障粮食的充足供应，还有部分谷物出口。羊毛产量从1695年的4000 万吨增长到1805年的9400万吨。大地产者、贵族还将土地的收益投入到运河的建设，开发矿山等经营活动中。小农无力进行这些改良，被逐渐驱逐出市场，慢慢的破产了，从而沦为农业工人或城镇劳工。

—摘编整理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第四卷转型时期》

材料二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本文以“信念—目标—情境—工具”这一路径来解读近代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国家信念决定国家战略与发展目标，不同的情境和阶段性目标决定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不同发展阶段目标的转换、情境的变动以及工具的更替则归结为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如下图所示。

—摘编自张露《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调整策略》

8 . 思考方向1：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6左右。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也多得惊人。7月底，有3万多座。8月底，增至17万座。9月底，猛增至60多万座。10月底，达到了几百万座。不但工厂、公社，而且机关、学校和部门，到处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场。全民炼钢，原料极其缺乏。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的矿石代替。没有矿石的地方，甚至把家庭做饭用得铁锅（因办起了公共食堂暂无用处）和其他铁器砸碎，当成了炼铁的原料。大中型钢铁企业也大搞群众运动，破除旧的规章制度，不顾质量安全和经济效益，片面追求产量，盲目硬拼设备，导致了生产秩序混乱，引发了不少事故。

思考方向2：文化工作的“大跃进”，提出了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的要求。有些地方还提出了每个县出一个鲁迅和郭沫若的荒唐口号。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写中心”、“唱中心”和“画中心”的要求下，被迫制定自己的“跃进”计划，大放“创作卫星”，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大跃进”的标语口号式的，一味堆砌豪言壮语，严重脱离客观实际的假、大、空的作品，对“大跃进”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思考方向3：在教育界，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和红专辩论等活动，一些对“大跃进”的做法持怀疑批评态度的专家教授受到了批判，由于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过多地组织师生参加各种生产劳动，使课堂教学和基础理论的学习受到很大冲击。原由中央管理的一些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也被下放给地方管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在短时间内，各地办起了大量的红专大学、业余大学和工农大学，不但不能保证教学质量，还导致了极大的浪费。广泛开展的扫除文盲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更多的是浮夸，截止7月底，就有639个县市和黑龙江、吉林、浙江、甘肃等省宣布基本扫除了文盲。

此外，理论、科技、体育、卫生等各个方面，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跃进”计划，纷纷投入“大跃进”的浪潮。就连统计工作，也提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和实现“大跃进”的要求。使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损害。

图1

图2

——摘编自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曲折探索1956-1966》

材料   在初期的人民公社，大多是几乡一社，平均规模为4797户，2万户以上的特大社，全国就有51个。公社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都集中到公社。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把原来的几十个贫富不同、条件各异的合作社合到一起，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为了保证公有化程度，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收归集体所有，家庭副业、小商小贩以及集市贸易等也都被取消。供给制主要是指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图1）此外，还有些公社实行基本生活资料如吃饭、穿衣等不要钱的供给制，更有少数公社实行全供给制，即衣、食、住、行、生、老、病、学、育、婚、乐全由公社包干的办法。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所谓组织军事化，就是说公社的劳动组织应当像军队那样地有组织有纪律。人民公社的各级生产组织中，建立相应的民兵组织，按团、营、排、班编制，实现全民皆兵。（图2）所谓行动战斗化，就是像打仗一样，实行大兵团作战，搞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的组织者，也是生活的组织者。人民公社普遍兴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把农民引向集体化生活。

——摘编自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一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在新革命形势下，党内“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如不严格纠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受到危害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为此，必须“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加强进行策略教育”。而加强革命策略研究和教育，实际上需要党员干部了解革命情况，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

——摘编自许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材料二   1960年底，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必须了解真实情况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1960年底至1961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传统，“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在会后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

——摘编自王频《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国民经济调整》

材料三   1977年7月1日到1980年6月30日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派出代表团赴西欧五国就经济、技术发展情况深入考察和交流。据不完全统计，派出的部委办代表团出访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出访达472次，在此过程中，代表团察觉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也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潜力。同时，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国民经济调查，探索国内改革的道路。

——摘编自董海军《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历史、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