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的重构，明确农村地区的土地产权关系成为逐步理顺农村工作的前提。同时，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废除保甲制度、颁布《婚姻法》等治理举措，崩解了农村社会原有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旧政治权威。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村政府与乡政府并立为基层政权。

——摘编自丁云《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发展变迁》

材料二   1958年，《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按此决议，原有的几十甚至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均的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将一切生产资料上交给人民公社，统一分配。人民公社不仅要管生产、管政权，还要管社员生活，形成一种“政社合一”模式。直至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农民才开始从高度集体化的治理体制中脱嵌出来，家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农村社会重归分散，“政社合一”模式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1983年，全新的乡镇基层政权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同时，伴随农村经济活力的充分调动，多元利益主体纷纷出现，村委会成为群众自治组织，也是整合农村社会的组织。

——摘编自祝传佳《新中国成立70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式工业的生产总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0，其中重工业尤为孱弱。“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据统计，从1952年到1957年，重工业投资比重由37.3%上升到45%，而轻工业投资比重则由62.7%下降到55%。

——摘编自谢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及其影响》

材料二   1958-1960年，中国“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破坏，但也表达了几百万人的热情。

——整理自【美】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一夜之间变成社会主人的劳苦大众有着一种急欲改变眼前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也被“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民族情结所反映。而“赶英超美”等口号的刺激，进一步激化了这一愿望，批判“反冒进”成为社会的主流。此外，人民公社在苏联的失败和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批判，也进一步刺激了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发展。

——摘编自李银桂《简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被选择，有其事物发展的客观性。但无数案例也证实了小农经营的模式难以使农户通过私下协商，提供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生活所需的公共品。2012年中国病险水库多达4万座，农村“市政设施”建设的滞后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以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使农地细碎化现象突出，规模经济难以产生，以致歉收时，收入下降，丰收时，却又陷入“卖粮难”的困境。

——摘编自王剑锋邓宏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绩效、影响与变迁机制辨析》

材料一   “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国家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1958年报刊关于总路线的宣传

材料二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大会议……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前八个月中生产钢400万吨）完成……1070万吨的任务，在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砍树挖煤，找矿炼钢，建起了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1958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材料一   由于受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出口商品一直以初级产品为主，到1957年初级产品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仍高达63．6%，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比仅为36．4%，而且其中将近3/4是轻纺工业产品。中国进口商品则以成套机械设备和工业生产原料等生产资料为主，“一五”期间其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始终处于91．6%以上。据统计，1950年，私营企业承担的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33．5%，之后随着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国营企业逐渐在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退出，到195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全部由国营外贸公司垄断经营。由于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敌对、孤立甚至封锁禁运政策，我国内地贸易的市场主要是中国港澳地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与部分西欧国家（英国、法国、瑞士等）也有小规模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盛斌、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