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一夜之间变成社会主人的劳苦大众有着一种急欲改变眼前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也被“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民族情结所反映。而“赶英超美”等口号的刺激，进一步激化了这一愿望，批判“反冒进”成为社会的主流。此外，人民公社在苏联的失败和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批判，也进一步刺激了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发展。

——摘编自李银桂《简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被选择，有其事物发展的客观性。但无数案例也证实了小农经营的模式难以使农户通过私下协商，提供农业生产与农村社区生活所需的公共品。2012年中国病险水库多达4万座，农村“市政设施”建设的滞后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以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使农地细碎化现象突出，规模经济难以产生，以致歉收时，收入下降，丰收时，却又陷入“卖粮难”的困境。

——摘编自王剑锋邓宏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绩效、影响与变迁机制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