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黄河夺淮南侵。自明中期以后，下游淤高，河成悬河，黄、淮、运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紧急情况下可调动军队参与治河。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但后期随着河工日繁，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1950年夏季淮河遭到全流域水灾，党和政府直接领导淮河治理，开始启动淮河根本治理工作。同年，政务院发布《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两项重要原则：一方面尽量利用山谷及洼地拦蓄洪水，一方面在照顾中下游的原则下，进行适当的防洪与疏浚。到1957年冬，国家共投入资金13.3亿元。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广大技术人员制定出主动地控制和利用洪水的治淮计划草案。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指出，不但要使淮河流域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绝水患，同时还要发展5000万亩的农田灌溉，改善2000公里的航道系统，并建造若干水力发电工程。

——摘编自王瑞芳等《蓄水还是排水：新中国治水思想的新突破——以淮河治理为例》

材料一 三线建设是指1964年起，在中西部地区开展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国防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下发《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要“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在中央的领导和部署下，西南、西北、中南地方三线建设委员会相继组建，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共投入约2052亿资全和近千万人カ，建设起了近2000家大中型企业、科研机构和基础设施。至1980年，三线地区的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攀枝花、十堰等工业城市拔地而起

——摘编自陈东林《三线建设的决策与价值：50年后的回眸》

材料二 史料1对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在渝开设的窗口办公、展销、咨询服务等项目可布置在母城核心地带；对科技信息研究机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用地量不多又无污染的项目可布置在母城边缘的近郊开发区内（如南坪、石桥铺、观音桥）；对其他工业项目，视其生产性质及规模，分别布置在母城外围的区县城镇地带。重庆市档案馆《关于重庆市三线调整项目定点规划及优患政策会议纪要。

史料2老兵们磨破了军装、解放鞋，磨破了肩和手，他们谁也没有怨言，更无人提劳动用品，工作服、补贴、加班费等物质要求，有人说他们傻，老兵们心里明白，他们为的是把三线建设尽快搞上去，这是最大的精神安慰。

——葛民治（三线建设企业新光厂党委书记）口述